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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瑟福的信中写道，“这位杰出的化学家，最先发现了靛青、天蓝、绯红三种现代基本染素的性质与分子结构，而他研究和合成的各种有机染料与芳香剂，使世界上的妇女们能打扮得比以往更漂亮、更动人。从这一方面来说，他得到这个奖项，也是理所应当。只是他的成绩偏重于应用，若从长远角度来说，无疑你的理论更加重要！
“相对而言，今年的物理学奖就有些逊色了，因为它的获得者是德国基尔大学的勒纳德，以表彰他在阴极射线方面所作的工作。评奖委员会认为，勒纳在1898年发表的《关于阴极射线的静电特性》，率先认定阴极射线由带负电的粒子组成的，所以拥有这一发现的优先权。事实上呢？扬克你发表的《铀、钋、镭辐射射线的实验研究》、《关于原子结构的实验与猜想》，可是也在1898年。况且，你的论文内容更加丰富详实，论断更加精准可靠。只要是聪明人，就绝对不会忽略这两篇来自远东的独立研究成果！很显然，评奖委员会的眼睛被国家、种族和肤色所蒙蔽了，他们的所作所为，只会让这个本该光彩四射的奖项褪色……”
勒纳这个名字，孙元起听过，知道他是和汤姆孙、卢瑟福齐名的实验物理学家。更令他声名远扬的是，他反对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并做过希特勒的物理学顾问！
至于诺贝尔奖的问题，孙元起对之付以一笑。著名科学家门捷列夫、迈特纳、艾弗里、博内尔、吴健雄等没有获得诺贝尔奖，而连发动数场战争的奥观海却能获得和平奖，这个奖项有时候会有失公正，在自己心中早已是定论了。
在给卢瑟福的回信中，孙元起解答了他和马丁实验中遇到的问题，并随信附上了自己关于超导的论文，以表示自己尽管没能去美洲工作，依然没有闲着。此外，孙元起希望他在恰当的时候，能来经世大学工作。因为在模模糊糊的印象中，这位公认的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实验物理学家，会在这几年返回英国，出任曼彻斯特大学的物理系主任。
很显然，孙元起在向各国寄送《超导体与超导电性》论文的时候，只是打算想给那些物理学家们添添堵，省得他们胡思乱想，却完全没料到这篇论文所带来的轰动效果。
二十世纪前后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是以电力的广泛应用为标志的。可在应用过程中，大家就发现电力在传输时会有很大的损耗，即便采用超高压输电也难以避免。看到这篇论文，科学家很自然地就会想：能不能找到一种常温下的超导体，这样就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损耗，在理论上甚至是零损耗！而那些大财阀在实验室看到超导现象，也怦然心动，少不得多撒些银子给科学家，希望能早日寻找到这种材料。
不说别人，就说春节后刚到经世大学的教主大人，在看到这篇论文的时候都心旌摇摇，不止一次对孙元起说道：“扬克，我觉得我们在研究电子计算机的间隙，可以顺便研究一下超导体的！”
孙元起知道教主大人对宏伟的免费电力事业还念念不忘，不过更知道研究超导体是一个无底洞，所以便再三再四地拒绝了他的不靠谱想法：“特斯拉先生，我觉得在研究出电子计算机之前，不适合一心二用！”
就这样，特斯拉一心扑在了电子学实验室，让电子计算机的研究进入了快车道。
一三二、为谁流下潇湘去
研制电子计算机可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尤其在电子元器件超级落后的二十世纪初，基本上就是手工作坊，每一个电路都得亲自动手焊接。孙元起估计，没三五年功夫，这玩意儿肯定出不来！
很明显，这种操作性和探索性兼备的工作，正中特斯拉的下怀，教主大人简直是乐此不疲。对于学校的青年学生，这也是难得的锻炼机会，好多人非常积极地参与其中。尤其是刘斌，完全把搭建电路看成是有趣的游戏。通过他，孙元起终于明白，为什么后世中学生总喜欢亲手焊一个收音机了。
尽管孙元起是电子计算机研究的始作俑者，但对于这种搭积木、搬运汉诺塔般的手工活，还是有心无力，只能避而远之，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学部的初创工作中去。
由于孙元起之前曾亲手编写过一套从小学到大学的教材，对于教材审定、课程设计那是驾轻就熟。尤其是科学知识部分，不到一个月时间，就写出了方案，送到尚书荣庆的案头。荣庆对这些东西自然看不明白，不过知道它对于大清统治并无违碍之处，便轻松放行。麻烦的是国语知识部分。
中国自古至今的官场上，都是屁股决定脑袋。似乎一坐到那个位置上，随便写的几段话，都能变成“伟大精神”、“重要指示”；胡扯几句，都是风趣幽默，不管好笑与否，周围人都得配合着傻乐；脑袋一热，外行就能指挥内行，而且内行还得表现出佩服的神情。如今荣庆就是这样，从刑部尚书改任学部尚书之后，好像立马对新式教育内行了一样。
按照孙元起原先的计划，除了外语，分为语文、思想品德、作文三部分。这是后世常见的分法。荣庆拿到方案之后，终于发现一个可以大展身手的机会，捻起毛笔，便在圈圈点点。等孙元起拿到修改稿之后，几乎是欲哭无泪：
先说语文。荣尚书大笔一挥，改成了“读经”，下面还小字注明：“小学堂学生毕业，须能背诵《诗经》、《尚书》；中学堂毕业，须能背诵《孟子》及《春秋》三传之一种；至于高等学堂，在熟读三礼后，可泛滥于诗词歌赋之间矣。”对于孙元起提到的拼音，尚书大人尤其不满，全部用大笔杠掉之后，边上笔墨淋漓地写道：“《春秋》严夷夏之大防，《孟子》云未闻变于夷者也。吾人焉能改华夏之文字，从腊丁之字母乎？！”
再说思想品德。荣尚书批道：“不妥！不妥！幼童入学，便当授以忠孝仁爱、修齐治平之道。而人伦道德之根本，在《孝经》《论语》二书。此课可改名为‘修身’。”
最后说作文。荣尚书的墨水好像不要钱，把原先的稿子涂了大半，在天头地脚上写道：“学生作文，总须知道起承转合、平仄押韵，故而作文课之内容，可分为古文、骈文、古诗、律诗等种，次第授习……”
照荣庆这么一改，该背的经书一本不少，该写的八股文、试帖诗只是改头换面，这新式学堂的教育和传统经学教育有啥两样？背诵些经典，孙元起倒不反对，可也不能《四书》《五经》一本不少吧！
孙元起婉言劝说了几回，可荣尚书好比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独出己见，一意孤行。来回几次，除了删减一部分背诵内容之外，没有任何进展。孙元起只能让步，把汉语拼音方案作为选修内容，附在外语的后面，总算通过了荣尚书的审核。
本来以为自己的工作已经是最惨了，看到张元济、罗振玉他们来来回回的改动，孙元起终于明白什么叫“德不孤，必有邻”。比如，荣尚书坚持在新式学堂里，每当学期开始、结束以及每月的第一天，必须由校长、老师带领，跪拜孔子；每年皇太后、皇上、皇后、孔子的生日，老师学生也要磕头，行礼如仪。这和过去的教育，完全是换汤不换药！管中窥豹，由此可知清廷以后的其他改革，估计也都是走走形式，敷衍一下舆情罢了！
经过这次的教材审定，商务印书馆的外语、数学、物理、化学、地理、自然等教材全部中选，只有语文和思想品德需要大规模调整。不过按照荣庆的意思，编选倒也不难，无外乎把《四书》《五经》删删减减罢了。在这删减修改的过程中，孙元起免不了又要掺些私货进去。比如内容的选择，尽量避开论述忠君的段子，避开太佶屈聱牙的篇章；生僻字的注音，不用中国传统的反切，而是用汉语拼音。
不过，孙元起并没有为此而郁闷，因为在三月初的时候，薇拉为他生了一个千金，取名“孙念萱”。如今儿女双全，乐得找不着北，哪有时间替摇摇欲坠的清政府当心郁闷啊？
忙完学部这档子事儿，已经是1906年4月。由于去年没有去美国，孙元起心中有些牵挂。在自己和学校的起步之初，美国大学和友人就给了最大的帮助；而且在四五年的来回奔波，早已和和实验室同事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如果自己就这么撒手而去不管不顾，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都过意不去。所以，打算请假两三个月，去美国和同事们交代一下以后的研究计划，也好安心留在国内，从事自己的教育和科研事业。可还没想好具体的出行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