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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了陈伯陶的话，诸人不由暗暗点头。
只有刘春霖心里在想：你们都说“诗如其人”，都说他所做的诗是反诗，怎么就想不到赵匡胤，想不到“未离海底千山黑，才到天中万国明”这句诗呢？话说回来，这个孙元起真是个趣人，等下次见面，定好好和他聊聊。
再说烂醉如泥的孙元起，被轿子抬回了后海的寓所，一觉睡到傍晚五、六点。睁开眼时，屋中昏黄一片。清末的白酒，可没有用食用酒精勾兑的，全是纯粮酿造。醉酒醒来，头倒不疼，只是头重脚轻、胸中烦恶。
孙元起口渴得厉害，想起身取些茶水喝，只觉得手脚疲软，半天才在床上坐起身。外面有人，听见动静连忙进屋。一看是老赵，有心想说自己口渴，可嘴张了半天，干燥嘶哑的嗓子也没发出什么声音，只好勉强用手指了指嘴。
老赵道：“老爷，您是要喝水吧？”
孙元起微微点了点头。
老赵急忙取来一大碗凉白开，服侍孙元起喝完。这才说道：“老爷，刚刚老太爷府上来人，让你醒酒之后，过府一叙。”
叔祖父这么着急找自己，又有什么急事？孙元起不敢怠慢，用井水洗了脸，又吃了几牙冰镇西瓜，才觉得意识稍微清醒。便急忙坐回轿子里，被一路抬到廉子胡同。
门房早已得了老大人的指示，见孙元起，赶紧把他到书房领。可是孙元起手脚还是软的，这几步路走得是左摇右晃。门房只好半扶半拖，把孙元起送到书房门口，这才退了下去。
走进书房里，就看见老大人在昏暗的油灯下读书。孙元起急忙上前磕头请安，老大人不知是看书太入神，还是故意假装看不见，半晌不做声。对于这个叔祖父，孙元起那是敬畏有加。甚至可以这样说，在整个大清，能让孙元起心甘情愿磕头的，也只有他。见他不做声，孙元起也不敢自己起来。
足足过了有半盏热茶的工夫，老大人才放下书卷，板着脸问道：“听说，你今天中午和同僚喝酒去啦？”
“是。”孙元起恭敬地答道。
“听说你还写诗啦？”
“……”老大人是顺风耳、千里眼还是咋的？怎么自己干啥，都逃不过他老人家的掌握呢！当下只有老实回答道：“是。”
“哟，百熙，你是长本事啦？还是《水浒传》看多啦？什么时候学会写反诗的？”老大人虽然语气和善，可任谁都能感受到他的怒气。
“侄孙那是酒后乱语……”
老大人冷笑道：“只怕别人以为你是酒后吐真言！”
孙元起怕老大人肝火太旺，他老人家年龄那么大，万一有个闪失，那就百死莫赎了。当下也不辩解，只是低头认错：“侄孙错了！”
“愚蠢！荒唐！幼稚！”老大人说到这里，重重地拍了一下桌子，震得桌上毛笔、水注都跳起来，“老夫昨天叮嘱与你的？如何一夜之间便全忘了？那些老翰林，一辈子钻在书堆里出不来，你和他计较什么？不嫌自损身价么？……”
老大人暴风骤雨般地训斥了孙元起半个小时，才平息了胸中的怒气，最后说道：“《论语》中说，‘不贰过’。百熙你要吃一堑长一智，以后不能再任性使气、胡言乱语，记住了么？”
“侄孙记住了！”
本来以为老大人到此为止，自己可以起身了。要知道跪了这么长时间，腿早就胀痛得厉害。
老大人又道：“既然和同僚闹翻了，你在翰林院也不便久呆。这样吧，等过完年看看有没有差事，把你外放出去历练几年，顺便长点见识。”
“啊？”孙元起顿时惊讶出声：外放出去历练几年？那学校怎么办！
老大人似乎猜出孙元起的心思，道：“怎么，放不下你那所学校？上些年，你出国动辄半年、一年，学校不也没事么？如今你在国内，如何反而放不下了呢！再说，难道你打算一辈子就守着这学校？百年之后，万一你物故了，是不是学校就停了？”
“……”
“吾意已决，你回去之后就开始准备吧！”老大人斩钉截铁地说道。
事到如今，孙元起只好屈从，不情不愿说道：“哦。”
“那你起来吧，别跪着了。”老大人这才赦免孙元起的跪刑。
结果孙元起在地上折腾半天，还没有爬起来。老大人隔着书桌，看孙元起没有做回椅子，便问：“怎么啦？还有什么事？”
孙元起无奈地答道：“腿跪麻了，一时间站不起来……”
一二四、回首向来萧瑟处
时值九月中旬，北京已是仲秋时节，中午时分阳光还有些热烈，早晚间却清凉宜人，最适合散步。
从老大人府上出来，孙元起的酒已经醒了七八分，见月上柳梢，十二三的月亮照得地上雪白，便对老赵、老郑他们说道：“今晚月色正好，我想随意走走。你们有事的话，就先回去吧！”
老赵笑道：“老爷说的是什么话，俺们能有啥事？”
老郑也说：“老爷你自随意，我们在后面跟着，也好有个照应。”
孙元起也不强求，循着路朝后海方向走去。穿过几道僻静的小胡同，便看见月下波光粼粼的后海。因为已经晚上八九点钟，普通人家明天还要早起谋生计，不少已经睡下。湖四周没有什么灯光，偶尔有几声狗叫，倒愈发显得静谧，一时间只能听见自己几个人“咜咜”的脚步声。
晚风一吹，孙元起感觉酒后发热的头脑顿时清醒了许多，开始回想今天白天的遭际：自己和那帮翰林院的同僚，似乎并无半分纠葛，甚至在之前都没有任何交集。如果因为自己刚进入这个小团体，这些人对于自己抱有戒心，说话间有些好奇或疏离，都不难理解。可他们为什么对自己是嘲讽和鄙夷的态度呢？
仔细分析的话，不外乎两个原因：
首先，自己不是正规的科举出身，却贸然据此高位，好比是窃贼偷了人家田里成熟的麦子，自然是要遭人厌恶的。
其次，自己学的是外国那套东西，完全不同于传统读书人所学习的《四书》《五经》。在他们看来，这些舶来品都是歪门邪道，如今这些歪门邪道却要大行其道，作为传统文化捍卫者的他们，自然满腹怨气。他们无法改变历史潮流，也无法改变朝廷所作出的决定，在此时便不自觉地把自己看成是西学的代表，加以嘲讽、侮辱和戏弄，以发泄心中的不满。
可是，从鸦片战争以来，时间已经过去了六十多年，中国数数惨败于东西洋列强的坚船利炮之下，也应该是痛定思痛、改过自新的时候了，为什么这些读书人还是抱着仁义礼智不放呢？难道真像后来政治课本上所说，是体制问题？如果真是体制问题，看来只有经过一次乃至数次的暴力革命，才能改变现状！
想到这里，孙元起又不禁摇了摇头：暴力革命自然是能斩草除根、根除弊端，可也会带来一系列问题。以后世的眼光回过头来审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围剿与反围剿、解放战争以及文化运动，它们固然是将王朝政治的渣滓一扫而空，可是那些优秀的文化传统呢？倒洗澡水可以，但不能把孩子也倒掉呀！
可是自己又能做些什么呢？孙元起想到这里有些不自信。
在步入清朝以前的二十多年时间里，大部分都是在学校读书，对于人情世故不甚了解。大家聚在一起，国际风云、国内政局，都是酒桌上的谈资；太祖风流韵事、太宗搬砖看洗澡、高宗说“笨，拉灯”，都是笑料，无伤大雅。同学之间矛盾，顶多也就是吵嘴、挥拳头，从来没听说过用《刑法》定个罪名、往死里整的。等准备步入社会、参加工作了，结果却一失足来到了清末。
说说讲讲，自己到清末也七年多了。这七年多的时间里，倒有一半时间是在国外度过的，正因为如此，自己很多时候不能完全融入这个社会，尤其是规矩严苛的官场。
自打开始，自己便在京师大学堂、崇实中学做老师，以至于现在，也不过是老实本分的校长而已。此时的社会风气是“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学生们对自己从来都是尊敬有加，哪里需要自己耍心眼、玩阴谋？正是因为自己三十年多半是躲在学校里混日子，导致自己对于人情世故、风波险恶的认识，还停留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结果因为不和一位贝子吃饭，人家就参奏自己是不遵臣道、不敬先师、包藏匪类、潜蓄逆谋、祸乱人心、挟洋自重！和一帮翰林吃饭，喝醉酒念了几句顺口溜，就被人当作是反诗！就凭自己接人待物的态度，要不是老大人罩着，无论在波谲云诡的官场，还是危机暗伏的办学，估计不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