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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跑到腿肚子抽筋才停下来。赵跃进哆嗦着跟我说：“蛇、蛇。”我心说废话，你以为是蛇皮腰带呢。
我和赵跃进走了五天，其间扒了三趟货车，有一趟扒错了方向，差点被拉到老挝去。我们的口粮第三天就吃完了，几次想吃包里的牛肉干和水果糖，但是都下不去手。后来碰到一个傣族的马帮，马帮要去南屏，开始看我们俩衣衫褴褛，以为我们是盲流要偷东西，对我们非常警惕。我们赶紧跟人家解释自己不是盲流，是知青，没想到知青名声更差，人家差点要揍我们。幸亏一个老人说算了算了，都是些小孩，我们防紧点他们就偷不着东西，让他们在后面跟着到南屏吧，否则走迷了路就要死在这儿了。
我们就跟着马帮走，其间那个替我们说情的老人给了我们几块喂马的豆饼，我们俩凭着这几块豆饼走到了思茅。到思茅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我们本想在候车室对付一晚上，却被工作人员给轰了出来，人家怕我们扒车。我们只好连夜往劳改农场走，吃了豆饼又喝凉水，搞得我俩拉肚子，走不了几分钟就得冲到路边拉一回，第二天早上走到劳改农场的时候，我和赵跃进的脸都拉得绿油油的了。
劳改农场的管教干部看到我们也吓了一跳，先叫人查了查我们是不是从哪逃出去的犯人，确定了不是才问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们说明了来意，还出示了从连长那儿偷来的介绍信，管教干部才相信我们不是来投案的，而是来探视的。管教干部跟我们说这个黛农来了劳改农场以后非常不配合改造，刚来的时候非让管教干部表态，承认她刀劈刘副连长的做法是正确的，管教干部感觉很好笑，说你正确还判你刑，难道是我们政府错了？小黛农说判我刑不能说明我错，只能说明你们和那个刘副连长是一伙的。管教干部说我们当然是一伙的，难道跟你这个犯人是一伙的不成？再说我们也不管判决的事，只管劳改的事，你跟我们说有屁用。至此小黛农就拒绝与狱方合作，处处抵触改造，让管教干部很头疼。管教干部说你们见了她要劝劝她，跟我们对抗是没有好处的，只有死路一条。
管教干部检查了一下我们带的东西，把我们领到接待室，交代了一下探视纪律，就让我们等着，过了大概十分钟我们终于见到小黛农，她长高了，也瘦了很多，脸上表情很漠然，没有我们预想的兴奋。看见我们只淡淡地问你们来干什么。
由于情形和我们俩想的不一样，我们原本准备好的开幕词都用不上了，气氛就显得很尴尬。我们俩窘得满头汗，小黛农大概觉得有些过意不去，就问你们怎么来的，我说我们走着来的，赵跃进拿出我们带的牛肉干和水果糖说这是给你带的。小黛农看也不看说我不要，你们带回去吧。我们更加尴尬，一句话说不出来，脸上的汗和着泥滴下来，我们不停用手擦，不一会儿就把自己抹成了窦尔敦一样的大花脸，那情形好像正在劳改的不是小黛农，而是我和赵跃进。
吭哧了半天，我终于憋出一句话：“勒刀老哥不知道去哪了，我们一直找不到他。”这句话说出来我就后悔了，这不明摆着想当小黛农的爷爷嘛。
小黛农看着我冷冷地说：“你们的勒刀老爹已经死了很久了，你们不知道？”
我们俩吃了一惊，忙问怎么回事。
小黛农看我们俩惊讶的表情不像是装出来的，闭上眼睛说：“我被抓以后不久我爷爷就死了，是管教干部告诉我的，说我爷爷死在勐养农场附近的一个山沟里，他们发现他的时候尸体已经快烂掉了，他们认得我爷爷的枪，才确定是我爷爷，都以为我爷爷是去打猎的，我知道我爷爷不会跑那么远去打猎，我始终也不知道他去干什么。”
我和赵跃进说不出话来，我们心里很清楚老勒刀为什么去勐养农场，因为刘副连长在勐养农场，老勒刀不是去打猎的，是去杀人的。
回去的路上我们很难过，我们知道小黛农生我们的气，怪我们既没能照顾好三花，也没能照顾好老勒刀，小黛农跟我们说让我们以后不要来，她不想再见到我们。这句话着实伤了赵跃进的心，路上我跟赵跃进开了一句不合时宜的玩笑，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结果赵跃进一下就急了，要不是我俩拉肚子都拉得跟面条一样软，我想赵跃进一定跟我玩“猴子偷桃”。我知道自己说错了话，很是过意不去，想说说话找找气氛，可赵跃进脸拉得比驴脸都长，一句话也不跟我说。
说实话我也很喜欢小黛农，小黛农笑起来很好看，眼睛弯弯的，嘴角微微翘起，让人想起含烟的西湖水，虽然我没见过西湖，但是想必美不过小黛农的笑，只可惜刚刚她从头到尾都没笑过，我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看到她笑了。我对小黛农比较朦胧，只是心里觉得她挺好的，不过这一点我比不了赵跃进，他是真心喜欢小黛农，也许是因为他没有我这么多心眼，所以比较专一吧。我不知道这对于赵跃进是福是祸，或许只有我考虑这个问题，因为赵跃进从不考虑问题，是福是祸他都迎头而上。
我对老勒刀的死也很难过，他是一条好汉，不像我们这些知青，被人打完了左脸再伸出右脸。老勒刀坚信着景颇族千百年来恪守的信仰，这种信仰不见于文字，只代代相传于景颇人的心中，那是一种恩怨分明，有仇必报的血性。我不知道我血管里流淌的鲜血中是不是有这种血性，抑或只有赵姨妈留给我的奴性，我没找到什么机会证明，或许有机会我也不敢证明，否则我为什么不去勐养农场砍了刘副连长？
现在却不是我拷问自己良心的时候，我没有办法救出小黛农，可是我要想办法救出我们自己，我想离开这个鬼地方，虽然这里美得如诗如画，可是诗和画都是吃饱了饭有了闲情逸致才有工夫欣赏的，我们活得人不如狗，就算身在画中又能怎样？
可是说实话我真是想不出任何办法，我只熟悉偷鸡摸狗，赵跃进除了养猪和“猴子偷桃”，似乎对思考也不怎么在行，想到这里我的心头涌起一阵绝望，我真想就此了断了自己，不再过这种人不人鬼不鬼的生活，让所有的烦恼和沮丧都跟着我一块儿见鬼去。
当年云南知青的自杀率居全国第一，有我这种想法的人绝不在少数，我们身处蛮荒，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生命如蝼蚁般卑微，场长连长们只要高兴，想捏死哪一个就捏死哪一个，试问这样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我们黑七类还则罢了，那些当年叱咤风云、手持皮鞭誓言砸烂旧世界的红小将，苍茫大地我主沉浮的红卫兵，是何等的意气风发。如今他们全都低下了曾经高傲的头颅，在蛮荒中苟延残喘，为了一个回城的名额出卖能出卖的任何东西，更有甚者为了一个稍大点的窝头，相互打得头破血流。上苍跟我们开了个好大的玩笑，很多人玩不起了只好去死，据我所知，当时在自杀的知青中，红五类占七成以上。
当然现在想想那时候的想法确实幼稚，哪有严重到要死的地步？日子是艰难点，可也不至于艰难到活不下去的地步。现在我回城快二十年了，过的日子并没有比在云南的时候好多少，甚至有段时间过得还不如在云南当知青的时候呢，可我依然恬不知耻地活着，从来没想过要弄根麻绳把自己勒死，“好死不如赖活着”，在如今即将知天命的我看来，还真他妈的有道理。
我要说生活这个东西还是挺会玩人的，它在就要把我们通通玩死的前夕，又给了我们一颗希望的泡泡糖，让我们自己吹泡泡。这里需要明确一点，这个希望的泡泡可是要我们自己吹的。
这个泡泡起始于橄榄坝农场七分场。相信这件事很多人都清楚，我还想讲一遍。1978年11月，一个叫徐玲先的上海女知青要生孩子，生孩子是件喜事，值得庆祝，可她犯了一个错误，她想到分场医院去生这个孩子。就像我前面说过的一样，分场医院的医生弄死人比治好人拿手，杀生比接生在行，一个小小感冒到了他们手里就有可能置你于死地，更何况是生孩子这么大的事。要是我生孩子（当然我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我他妈的宁可自己给自己接生也不去找分场医院的医生。不知道当时徐玲先是怎么想的，总之她就冒着生命危险去了分场医院。分场医院一个姓成的医生接待了她，这个成医生是革命“红医班”毕业的，正式挂牌看病的时候连手术刀和水果刀都分不清，平时喜欢喝两杯小酒，看病的时候嘴里含一口酒往医疗器械上一喷就算是消毒了，有时候舍不得酒也就干脆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