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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幼稚和不知天高地厚，他们更不会去考虑自己父母的命运与这场运动的必然联系。根据《军委八条》的规定，军区主要领导在大小场合反复强调家长要管好自己的子女，不要被人利用。我和哥哥也被父亲送去军区上阳岗警卫营农场养猪放牛。
1966年8月，党的8届11中全会，中南局书记、广州军区政委陶铸进入中央政治局，但很快被打倒。1967年初消息传到广州，造反派（主要是红旗派）以抄陶铸家为名开始冲击军区机关（陶家住军区大院），同时还冲击了军区作战部的作战室。因当时已危及到军区指挥机关的安全，父亲身不由己地开始和“造反派”接触了。随后，受上海“一月风暴”影响，夺权合法化，加之北京红卫兵南下，广州地区大乱。
为了稳定广州局势，1967年初周恩来和康生到了广东听取“中央文革”派驻广州联络员的汇报，随后周恩来在广州珠江宾馆召集广州两大派主要领导人开座谈会（广州红旗派以学生为主，东风派以工人和农民为主）。在“中央文革”的压力下，会议宣布红旗派是左派，东风派偏于保守。其结果适得其反，会后两派斗争更加激烈。东风派情绪激动，认定是广州军区向总理做了有倾向性的汇报，集中了万余人到军区静坐，讨个说法。一时间，广州地区派性冲突加剧。省革委会派父亲到北京京西宾馆找周总理汇报，希望总理给东风派摘帽，但由于戚本禹坚决反对而作罢。广东地区“支左”部队处于十分艰难的境地。
广东地处边防，每年有春秋两季出口商品交易会，这在当时封闭的中国无疑是一件重大的政治任务。中央要求广东既要搞运动，又要保障交易会不出问题。为此，1967年6月，广东在全国率先成立了军事管制委员会，“军管会”主任黄永胜，副主任有抗战期间曾给周恩来当过秘书的孔石泉，父亲也是副主任之一。实际上“军管会”也控制不了局势，由于“中央文革”直接插手造反派，“军管会”多次受到冲击，只能勉强维持运转。
那时广州地区很乱，造反派冲击部队，抢截军火，武斗频频发生。为了制止武斗，每次发生武斗时，“军管会”要求“支左”部队要迅速插入武斗的两派中间将其隔离，避免事态扩大。而且要求部队赤手空拳，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因此伤亡是不可避免的。我曾经服役的部队里一个叫林进海的干部，就是为保护战士不受伤害，奋不顾身扑向造反派投来的手榴弹而牺牲的。
在处理上述情况时，由于作战部门要直接调动部队，为了及时了解掌握部队动态，父亲经常要到第一线指挥。有时他的指挥位置就在军用大卡车上，卡车在流弹横飞的街道上穿行，他在车厢中间，周围围着一圈战士。子弹又没长眼，谁知道哪颗流弹会跳过人墙伤到他。这些经历父亲从来不曾与家人说过，是在很久以后的90年代，一位当年与父亲共事的参谋人员无意中提起的。父亲这样做，可能是怕家人担心，也可能认为那是一种军人的责任！只要国家需要，无论理解还是不理解，军人都应冲在前面。
“中央文革”将两大派头头调到北京解决问题，形势稍有缓和。直到1968年冬成了革命委员会，情况才好了些。
四
1969年3月中苏发生珍宝岛冲突。5月父亲调军委总参任副总参谋长兼作战部长。（1970年4月作战部长由王夫芝接任）父亲深知京官难当，采取了一种自我封闭的方式对待工作以外的事物。对总参内部“文革”中发生的一切事情概不介入、不表态，而且不串门、不走动，以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甚至连林彪、黄永胜家放电影时诚邀老部下参加，他不仅自己从来不去，也不让母亲和妹妹参加。为此，一些父亲过去的老上级很有意见，认为父亲不近人情，人都到了北京，也不去看看老领导。
父亲曾跟我说过，军队是个讲究资历的地方，那时总参许多一级部的领导都是老资格的将军。自己的资历和能力是无法与这些老同志相比拟的。新的环境，更广阔的工作范围，更高的工作要求，父亲深感能力不及，压力很大。虽兢兢业业，也只能被动应付，他夹着尾巴做人，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抓战备工作中去。
回顾建国后的历史，从新中国建立之日起，特别是经过朝鲜战争，中国一直视美国为主要敌对国家，一切战备行动也以美国为主要对象。但在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之后，情况开始发生变化，我们先是将苏联与美国并列，随后苏联取代了原来美国的地位，其中原因不说自明。
在侵朝战争中失败又陷入越南战争泥潭后，美国对中国这个对手的力量已经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特别是尼克松上台后，对华政策略有了明显改变迹象，更何况中美之间隔着浩瀚的太平洋，美国要想对中国发动大规模进攻绝非易事；而中苏关系和战略则发生了变化。由50年代的“蜜月”，到60年代后期两国由意识形态分歧和两党之间的论战发展到军事对抗，使我党深深感到，苏联的对外政策带有很大的危险性；中苏之间有着绵长的边界线，一旦发生战争，的确存在巨大安全隐患。
凡是现在四五十岁以上的人都知道，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理论之一是“反修防修”。60年代以后，中国共产党更加坚信修正主义不但具有同帝国主义一样的扩张性和掠夺性，而且还多了一层欺骗性。由于地理位置毗邻和意识形态方面长期争论，中国领导层逐渐感到苏联是最现实最危险的敌人，是新的战争策源地，当时的战备工作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
在新中国建立后的中苏关系历史上，1969年是最黑暗的一年，用剑拔弩张形容当时的情形一点儿也不过分。由于苏方多次在中苏边界制造事端，由拳脚棍棒相加发展到打死打伤我从事正常生产活动的边民和执行巡逻任务的边防军人。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这年3月，我边防部队在我国黑龙江省虎林县乌苏里江的珍宝岛进行了自卫还击。尽管苏军的武器装备占优，却被严阵以待、士气高昂的中国边防部队打得丢盔卸甲，大失面子。
不甘失败的苏联当局，伺机报复。8月13日，我新疆塔城军分区一支30多人的巡逻小分队，在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中苏边境中方一侧执行正常巡逻任务时，遭到预先埋伏的有十数辆坦克装甲车和300多名苏军步兵的突然袭击，苏军还出动两架武装直升机助战。我小分队奋勇抵抗，终因寡不敌众，全部壮烈牺牲。苏联军人还不甘心，用机关枪、冲锋枪对着我们战士的尸体疯狂扫射。一时间，我们的战士被打得血肉横飞。
当苏联边防部队不断在边境进行武装挑衅的同时，苏联当局还在酝酿一个更大更冒险的计划。他们不断从欧洲地区向远东及蒙古集结兵力，企图用突然袭击手段对中国进行一场有限目标打击，一举摧毁中国初具规模的核设施。前苏联驻华大使叶利扎韦京在他的回忆录中，用《红色按钮一触即发》为题，描述了当时的情景①【书中叙述珍宝岛冲突爆发后，苏联领导层反应十分强烈。当局动用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几百万顿当量的核弹头，对中国重要军事基地——酒泉、西昌导弹发射基地，罗布泊核试验基地，以及北京、长春、鞍山等重要工业城市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该情报也引起了在亚洲地区有利益的美国政府的恐慌。党毛泽东听取了周恩来的汇报后说：“不就是要打核大战嘛！原子弹很厉害，但鄙人不怕。”同时果断提出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方针。全国很快进入了临战态势，国民经济开始先临战状态运转。大批工厂向交通闭塞的“三线”转移，北京扥大城市开始挖掘地下工事。】。这段历史在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回忆文章中也有记载，均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珍宝岛战斗后，苏联在针对我东北地区的远东军区基础上，又针对我新疆地区新成立了中亚军区。此时苏联在中苏边境部署的兵力已由赫鲁晓夫时期的10个师激增到40个师，约100万人，2万辆坦克，3000架飞机，30多处导弹基地。如此大规模的军事部署，目标当然不是争夺珍宝岛！
可是，就在中苏紧张关系急剧升温，更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似将一触即发之时，苏方却突作缓和姿态。9月2 日，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去世。9月10日，在河内参加越南胡志明主席葬礼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通过越方向中国传话，希望回国时能途经北京与周恩来会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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