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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不像以前那样嚣张了，世界形势使它处于不利地位。美国的国际霸主地位受到苏联的严重威胁，同时美国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潭，欲拔不能。鉴于此，毛泽东感到“美国将来不会与中国找麻烦”。加之1969年1月，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他在竞选时就曾经许诺，如果能当选为美国总统，“想同中国冷淡的关系上画上终止符”。
毛泽东立刻捕捉到了这一信息，指示将尼克松当选总统后的就职演说全文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尼克松上台后，更是通过各种渠道向中国发出友好信息。中国方面适时地做出反应。1970年10月1日和12月8日，毛泽东两次会见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美国记者斯诺，向他表明中国对改善中美关系的态度。遗憾的是，斯诺对毛泽东的话还不敢信以为真，这个信息未能及时转达给尼克松。
因为中美两国正处于20余年的敌对关系，两国人员从来没有过正式往来，用什么办法打破这种僵持局面？毛泽东在苦苦思索着。第三十一届世乒赛的举行，客观上提供了一个中国与外界接触的机会。但事情发展的结果却谁都不曾预料。中国队在这次锦标赛上不仅摘金夺银引起轰动。更引起世界关注的是在国际政治领域诞生了一个新奇名词“乒乓外交”。
鲁挺和运动员一个不经意的举动，成为中美建交的催化剂：
由于文化大革命，国家体委各运动队基本停止了训练。少数运动项目尽管保留着，也都被打上了政治商标。如：国家体操队集体在天安门前跳“忠”字舞，以表现体育界对领袖的忠诚。或者在首都体育馆伴随着革命歌曲，做一些花拳绣腿似的表演。乒乓球队也经常在首体做一些汇报表演，以娱广大工农兵群众。
当时我国与日本尚未恢复外交关系，在是否赴日参赛的问题上，中央高度重视，做出的决定甚至还有些悲壮。周恩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详尽地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列出去与不去的利害关系，请毛泽东定夺。毛泽东在信上批示：“我队应去！”并提出“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第三十一届世乒赛和以往比赛不同的是政治性太强。由周恩来亲自指挥，外交部组建了一个庞大的班子。由赵正洪任团长，空军在国家体委的“支左”干部符志行任副团长，专职政治思想工作。王晓云任副团长负责外交，鲁挺任副团长主管训练比赛。国家体委也成立了以宋中为首的秘书班子。周总理两次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有关人员参加的准备会议。此事甚至惊动了“中央文革”的康生和江青。江青到国家体委观看球队训练，强调要通过这次比赛，展现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作为主管训练比赛的副团长，鲁挺认为，不管情况有多么复杂，只有抓好训练、打好比赛，才能贯彻好毛主席、周总理的部署。因此在训练中做了充分准备，发动群众，尊重教练徐寅生的指导原则。特别是针对当时欧洲新出现的弧旋球，认真研究对策，进行排兵布阵。
到达日本名古屋后，中国体育代表团受到了各国友好人士的欢迎。训练，比赛一切按计划进行……
4月4日，鲁挺带着球队从练习馆登车到比赛馆参加比赛。车子正欲启动，突然冲上来一个外国运动员。该运动员一身当时国际刚开始流行的嬉皮士打扮，上身着带有USA字样的运动服，下身穿着一条紫色印花的喇叭裤，留着长长的披肩发，加之长着一副老外脸，模样怪怪的，与身着国旗红，简洁、干净的中方运动员形成明显反差。他的出现让双方都大吃一惊，通过翻译才知道他是美国3号选手科恩，因误车欲求搭车去比赛馆。对于这个突发情况，全车人一时都没了主意，大家的目光齐刷刷地投向坐在司机座边上的副团长鲁挺身上。鲁挺认为，在国外打比赛运动员搭个顺风车，也不是什么原则问题，便点头应允了。
开车后，坐在鲁挺身后的运动员庄则栋小声问，我可不可以送他一件小礼物？鲁挺认为这是运动员之间友谊的表现，尽管他们代表国家，更代表人民，便又点头应允了。于是庄则栋把一件杭州织锦赠送给了科恩。科恩很高兴，想回赠点什么，可发现什么也没带，只好作罢。这个体现友谊的小小举动，立即被敏感的新闻记者捕捉到了。科恩下车时，记者立刻围上来，又是拍照，又是采访，科恩更是感到骄傲自豪。个性张扬又善于自我表现的美国人科恩不失时机地将庄则栋赠送的那幅织锦高高举起，任记者们拍照，并高兴地说，他觉得中国人非常友好，如果他们邀请我，我愿去中国看看，云云。
第二天，日本各大报刊都登出了醒目的中美友好的标题和大幅照片。代表团同志看到报纸后一片哗然，有的领导认为鲁挺捅了篓子。日本友好人士后藤甲二为此还跟赵正洪等发了脾气，认为这么大的事不跟他打招呼，太不够朋友了。然而鲁挺却不以为然。他认为运动员之间的友好举动不必大惊小怪。但代表团对此事非常重视，专门由鲁挺作了一次答记者问。又过了一天，美国代表团团长斯廷霍文在球场上找到鲁挺，提出赛后要访问中国，代表团立刻将这一动态传回国内。
据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回忆：4月6日这一天，世乒赛就要结束了。在是否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问题上，外交部和国家体委已拟就了一个关于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报告送周总理批示。周写了“拟同意”三个字，但在旁边又加上了一句“可留下他们的通信地址”，并请毛主席批示。
也就是在4月6日这一天，毛泽东在自己的名字上画了圈，表示同意。看来毛泽东也并未打算邀请美国队访华，他要吴旭君立即把文件退给外交部办理。
文件退走的当天晚上，毛泽东提前吃了安眠药。晚上11点多，吴旭君和张玉凤陪毛泽东吃饭；吃完饭时，由于安眠药的作用，毛泽东已经困极了，趴在桌子上要昏昏睡去。
突然他说话了，嘟嘟嚷嚷的，吴旭君听了半天才听清，他要吴旭君给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打电话，声音低沉，含糊地说：“邀请美国队访华。”不熟悉他口音的人是根本听不懂这些话的。吴旭君一下子愣住了。这跟白天退走的批件意思正相反呀！再说，还有十几分钟就到4月7日凌晨，世乒赛已经结束了。说不定外交部早已把中方意见传给了美国人，人家已经回国了。假如按毛主席现在说的办，显然与已批的文件精神不符，完全有可能办错。况且，主席平时曾明确交待过，他“吃过安眠药以后讲的话不算数”。
吴旭君很为难。假如把主席的意思传错了，美国队真来了怎么办？更糟糕的是第二天主席醒来说我没说让这么办，那还了得？这岂不是“假传圣旨”？可又一想，主席这些天苦苦思索中美关系，关注世界对我们派团的反应，又觉得很有可能他在最后一刻做出了新决定。如果不办，误了时机那还了得？吴旭君犹豫了。她既无人请示，又不能说：“主席你给我写个字据，免得你不承认。”当时也没有录音机。再说了，即使有录音机，谁敢录音！
请与不请，只有一字之差，办对了是应该的；办错了，后果不堪设想！
吴旭君当时只有一个念头，必须证实毛主席现在是不是清醒，怎么证实呢？得想办法让主席再主动讲话。
吴旭君决定冒一次险。她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继续吃饭，同时观察主席到底清醒不清醒。过了一小会儿，毛泽东抬起头来使劲睁开眼睛对吴旭君说：“小吴，你还坐在那里吃呀！我让你办的事你怎么不办？”
毛泽东平时一般都叫吴旭君“护士长”，只有谈正经事或十分严肃时才叫“小吴”。
吴旭君故意大声问：“主席，您刚才和我说什么呀？我尽顾吃饭了，没听清楚，您再说一遍。”
于是，毛泽东又一字一句，断断续续，慢慢吞吞地把刚才讲的话重复了一遍。吴旭君还是不太放心。反问他：“主席，白天退给外交部的文件不是已经办完了吗？您亲自圈阅的，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了，怎么现在又提出邀请呢？您都吃过安眠药了，您说话算数吗？”
毛泽东向吴旭君一挥手说：“算！赶快办，要不来不及了。”
听了这话吴旭君可真着急了，拔腿就往值班室跑，去给王海容打电话。
电话通了，她把毛泽东的决定告诉了王海容。王海容听完之后也急了，在电话里大声喊道：“护士长，白天你们退给外交部的批件我们都看了，主席是画了圈的，怎么到晚上又变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