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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黄埔分校早期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为分校的创立和政治工作的开展，倾注了一腔心血。他不仅聘请黄埔本校的熊雄、恽代英、萧楚女等共产党员为分校的政治教官，还聘用共产党员李春蕃、国民党左派李春涛到校讲课。潮州分校自1925年12月正式开办到1926年底结束，共举办两期，为北伐军输送了800多名学生。他们在北伐军各部队中担任军事或政治工作，参加了北伐历次战斗，有近200人伤亡。他们的名字载入黄埔军校同学荣哀录。
北伐二次东征胜利后，东征军总政治部改为东江行政专员公署，辖潮汕地区。周恩来任行政专员，委任李春蕃为国民党澄海县政治特派员。1926年夏，他被调往广州，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政治教官，并协助张太雷编辑中共两广区委机关刊物《人民周刊》。
1927年春，李春蕃回家奔父丧，抽空翻译了马克思《一八四八年六月巴黎无产阶级之失败》，刊登在《岭东民国日报》副刊《革命》上（刊头系周恩来题写）。同年10月，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上刊出李春蕃所翻译的列宁《国家与革命》全文。
两次虎口脱险，营救澎湃
1927年４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三日后，何应钦之弟何辑伍在汕头发难。４月14日李春蕃的堂哥李春涛被捕（后被杀害），国民党随即到《岭东日日新闻》报社去抓人。李春蕃当时正在报社看书，听到门外喧闹，感觉情况不对，丢下书就往外跑，在门外被国民党截住，问他是干什么的？他机智答道：“送饭的”。摆脱了敌人的盘查，随即转身跑进一条死胡同，情急之中他翻墙跳入一户人家。没想到这户人家正好是他的女学生黄启农家。黄见状，立即引他到储藏室躲起来。黄启农是一进步学生，她不怕危险、不怕劳累，对李春蕃照顾有加，使他倍感温暖。时间久了，情感有所发展，在澄海形势稍有缓和后，两人喜结良缘。
为了逃避敌人追捕，李春蕃改名柯柏年，携妻逃往泰国投奔黄启农的哥哥。泰国是华侨较集中地区，当局为加强管理，有严格户口制度，柯柏年被通缉显然属黑户口。妻子怀孕临产，不敢上医院，无奈只得到书店买了本怎样助产的书，按他自己的说法：“那时年轻，胆也大，买把剪子，煮锅开水，照书上的步骤，自己做了接生婆。”这样，他用自己的双手迎来第一个孩子的降生。
1929年初，柯柏年携妻辗转到上海，加入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成为社联党组成员之一，以此为掩护开展革命工作。这年的１月７日，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从莫斯科回国的王明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以批判“立三路线”为名，在党内推行了一条更“左”的路线。瞿秋白、周恩来受到指责，党在国统区的工作出现一片混乱。他们大搞游行示威，发动“飞行集会”，使许多党员、团员和革命群众暴露在敌人面前。中央在上海的组织遭受严重破坏，“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被国民党查抄。1931年２月７日，反动派在上海龙华秘密杀害了柔石、李伟森、胡也频、殷夫和冯铿等24名革命同志。随后，洪灵菲、应修人、潘莫华等革命作家也相继遇难。敌人去逮捕柯柏年时正赶上他去逛书店，得知消息后迅速脱身。可以说是嗜书使他躲过一劫。
在上海，柯柏年直接受陈云领导，并参加了我党的特科工作，其主要任务是负责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掌握敌人动向，反奸除奸，营救同志等。
1929年８月24日，彭湃等在上海沪西区新闸路经远里12号召开江苏省军委会时，由于其警卫员白鑫的叛变而被捕。在陈云领导下，特科组织了营救工作。８月29日，彭湃由上海市公安局水仙庙看守所押解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途中，特科采取了行动。但由于时间仓促和经验不足，运到的短枪枪管里塞满了黄油，不能打响，在找煤油清洗枪械时放走了囚车，劫狱失败。８月30日，彭湃遇害。彭湃与李春涛都是柯柏年的同乡、学长、革命的领路人，每每说起这次失败的营救，柯老都有说不出的懊悔和难过。
按说，特科的同志长期战斗在敌人心脏并担负极其艰巨的营救和除奸工作，个个理应百步穿杨且身手不凡，但柯柏年根本看不出有这方面特长，一介书生模样。他的孩子们说柯老挎了几十年枪，可能根本不会放！20世纪50年代，北京市公安局清缴社会私存枪支时，柯老将自己珍藏的一支毛瑟（驳壳）、一支白朗宁上交给了组织。
白区的中央遭到致命打击，党的中央机关已无法在上海生存，被迫转入江西根据地，“中国左翼文化界联同盟”也转入地下。这段时间，柯柏年东躲西藏，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生活极其艰难。他出身书香，肩不能扛，手不能提，做工务农都不行。在泰国曾办过鸡场，因发鸡瘟，血本无归。此时只能以笔为生。1932年４月在上海主编《研究》杂志，只出了一期就被国民党查封了。其间为了生存，他自学无线电技术，试图开个电器行谋生，最后也不了了之。
参加延安整风
西安事变后，党中央于1937年初由陕西保安（今志丹县）迁往延安，中国革命有了一个较稳固的后方。柯柏年北上与党组织接上关系，被安排到中共中央马列学院任教，讲授哲学和社会发展史，不久又转到中共中央研究院从事研究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兼院长，柯柏年任西方革命史、国际问题研究室主任，洪文涌任中国历史研究室主任，艾思奇任中国文化思想研究室主任，欧阳山任中国文化研究室主任，师哲任俄语研究室主任，王思华任中国经济研究室主任，张心如任中国政治研究室主任等。
马列学院还设有编译部，这段时间是柯柏年翻译工作的黄金时期，先后与其他同志合作翻译编辑了：恩格斯《革命与反革命》（王实味、柯柏年译）；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通信选集》（柯柏年、艾思奇、景林译）；马克思《拿破仑第三政变记》（柯柏年译、吴黎平校）；马克思《法兰西阶级斗争》（柯柏年译）。
张闻天非常重视这项工作并兼该部主任。他规定，翻译人员每天至少译汉字1000字，每千字可得稿费边币一元钱。
1942年２月１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整风》报告。28日通过《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至此，以整顿三风（党风、文风、学风），与其相连的整顿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党八股为标志的延安整风开始。
整风学习刚开始很正常，柯柏年、吴黎平、艾思奇、张仲实等受命编辑《马克思、恩格斯方法论》，完稿后交毛泽东审定，并作为整风学习材料之一在延安出版，在各解放区大量印刷。大家认真学习文化，研究党的政策、方法，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纠正了一批错误思想和不良作风。然而，这场整风运动随后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1942年６月２日，党中央成立了总学习委员会。毛泽东为组长，康生为副组长，领导全面整风运动。由于康生回国后当上了中央党校校长和中央社会部部长，掌握了教育、审干的一部分权利，且又善于耍两面派，见风使舵。他做出忠心耿耿和一贯与王明路线斗争的样子（在莫斯科他是王明忠实拥戴者，曾高呼过“王明万岁”，延安整风却摇身一变成为反王英雄），取得了中央的信任。
整风运动开始不久，中央研究院被点名为“教条主义大本营”，定为整风运动的重点，后又作为审干重点，把矛头指向一些老同志。中央研究院有一名特别研究员、老共产党员王实味，在整风开始后写了几篇杂文，批评他认为出现在延安的不良现象。他对延安经常上演京剧《玉堂春》、在周末举办交际舞会极为不满，认为前线将士为抗日流血牺牲而后方却歌舞升平，与战时气氛不协调，便在《野百合花》中以“歌喉玉堂春、舞回金莲步”对这种现象做了尖锐讽刺。
文章发表后，被国民党利用作为攻击共产党的口实，王实味为此受到批判，被打成托派分子。柯柏年的英文水平较高，译著也多，与王实味一起做过翻译工作，自然也逃脱不了关系，被指责为“教条主义典型”遭批判。一些参加过中央研究院整风的老同志回忆说，批斗会天天开，会场乱哄哄的，大家七嘴八舌，根本不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