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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解放后，东北局成立了接收长春的军管会，姥爷是军管会邮电系统的军代表。他率队经九台到达卡伦时已经夜幕降临，当时长春市尚未全部解放。国民党60军起义部队已经向人民解放军交防，并陆续开往指定地点接受整编。但局部战斗仍在进行，枪声不断，流弹四处乱窜。沿路上，邮电接收队伍遇到了总局线路工程队的同志，他们全副武装，一派战斗气氛。大家在战场相见，格外亲切，兴奋地互相打着招呼问候。
这时郑洞国占据着中央银行大楼，尚未彻底放下武器，直到第二天接收队伍才进入长春电信局。长春电信局是伪满时期东北最大的电信局，日本人为了全面扩大侵华战争的需要，是下了大本钱的。局舍建设和电报电话技术设备当时在东北、乃至中国都可以说是第一流的，尤其是电话容量大得惊人。姥爷兴奋地说，照这个容量，不扩容也足够我们使用30年！（1980年该局的电话使用量才达到设计容量）但长春被围困期间，电信局除市话机械室外，大部分被国民党军队占用。动力室粪便满地，电报大楼的地下室被用做军队的弹药库，甚至在室内过道上还停放着一具尸体，在一个房间里还有被国民党遗弃的伤员20多人。由于对共产党缺乏了解，长春电信局内的职工绝大部分因无工作闲散在外，长期不上班。从接收情况看，这是个亟待整理的大乱摊子。
这时姥爷做出了一个决定。他将自己的名字由孙辛改回了孙继述，以军代表孙继述的名义，召唤东北邮电职工返回工作岗位。参军前姥爷曾做过国际电信业务，在邮电系统有一定知名度。大家得知孙继述代表共产党回东北接收邮电，思想顾虑少了许多，很多老职工陆续回到了工作岗位。
为了迅速恢复邮电业务，总局武装工程队主动承担了安全保卫工作，及时派人看守电报大楼的弹药库和处理国民党伤员。当时只有市内电话开通，但多为国民党军队使用。姥爷带领大家着手进行清理工作，控制了市内电话线枢纽——配线架，掐断了全部市内电话，采取逐一登记、逐一开通的办法，彻底清理了市内电话。在接收长春电信局的当天就开通了直达哈尔滨的长途电话，保证了野战军总部的作战指挥。
1948年10月底，随着沈阳的解放，总局令姥爷立即出发接收沈阳邮电局。接收沈阳的军管会设在沈阳的辽宁宾馆，主任是陈云、副主任是张学思，姥爷作为邮电系统的军代表，兼任沈阳电信局局长。
陈云同志对邮电工作的指示是：“为了政治影响，要在24小时内开通全沈阳市市内电话。”姥爷和同志们一道，利用电信局电信设备较完整、技术业务管理机构较健全的有利条件，在当天就开通了全市的市内电话，同时也打通了沈阳至哈尔滨的长途电话线路，新任沈阳市长朱其文同志参加了首次与哈尔滨的通话。
沈阳解放不久，总局由长春迁到沈阳市。为了加强总局与东北地区各管局的内部联系，总局请示了交通部部长古大存同意，由姥爷负责，在总局暂设无线电台。由于当时沈阳解放不久，电信部门留用人员很多，甚至还有不少日本技术人员，人员成分极为复杂。为了安全保密和便于管理，姥爷将这部美制450瓦发射机临时放在自己在邮电局的宿舍中，由两名自己的同志轮流值机。同时将电话二局库存的一部500门自动交换机经过整修拨给东北野战军三处专管专用；在二局为军用有线电报通信设置了保密报房；协助军区三处为苏军在沈阳的防空指挥部作战室安装了室内外线路和部分通信设备；拨给苏联空军一部单路载波机，做沈阳至辽阳两机场间的保密专用线路，并陪同苏联专家康纳不列夫等巡视了北满几个大城市的电信局。
担任中苏“热线”工程总队长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革命的胜利，震撼了以美国为首的侵略势力。它们千方百计地从政治、经济、军事上封锁和破坏中国革命。国际上，随着美苏间冷战加剧，反映在通信领域，则是窃密与反窃密的斗争更加激烈。
1950年2月，毛泽东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苏。当时中苏间通信靠短波电台联络，毛泽东出访苏联的决定，国内只有少数高层领导人知道，但美国报纸却公开报道了，蒋介石甚至还指派特务头子毛人凤制定了颠覆毛泽东专列的计划，铁路沿线的天津段甚至发现特务埋设的手榴弹。中方估计，完全可能是无线电码被破译。
有无线电常识的人都知道，无线电报是通过短波发射台发向天空，通过电离层反射后由收信机接收的。无线电波在宇宙空间是一种共享资源，保密系数很低。因此中国党政代表团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同时，随访的中国邮电代表团与苏方邮电部签订了《建立电报电话联络协定》，决定修建北京至莫斯科间直达有线电信线路，以适应中苏间交往的需要。
北京至莫斯科间的国际电信线路，全长12000多公里，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陆上有线电线路。中国境内从北京经山海关、锦州、沈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海拉尔到我国边境城镇满洲里的国境线，与苏联远东通信线路接通。中国境内全长2478公里，东北地区（包括我国内蒙古东部地区）为1900公里。工程任务是全线沟通两对可开通三路载波的铜线（3。5和2。9毫米径各一对），另根据国内通信需要架挂若干对铜线和铁线。这趟线路多是日伪时期留下的杆线，大部分在解放战争中或毁于战火，或被土匪盗毁。东北解放后，虽有部分段落抢修恢复，但按开通长距离载波通信要求需要重新改建。因此工程任务是绝大部分需新建或改建杆路、加挂线条、调整线位。全线均按我国电话专家侯德原设计的88式交叉调整交叉点施做交叉。在国际线路中还要完成哈尔滨至我国边境城镇绥芬河间的调整线位交叉工程，作为国际线路的备用线路。
为了完成这项规模庞大的工程任务，邮电部将它列为1950年的国家重点工程，全线开绿灯。东北邮电总局组建了由姥爷（副局长孙继述）兼任总队长的国际线路工程总队。供应处长白蕴章、财务处长孙绍迟兼任副总队长，分别负责器材、资金的筹措。工程师谢鼎为技术总负责人。总队只有六七个办事人员负责审查工程设计、审批器材和施工费用预算、器材分屯调拨、工程调度等工作。人员很精干，办事效率很高，急事不过夜、大事加班赶，甚至通宵达旦。
沈阳、锦州、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邮电管理局分别成立了工程大队或直属队，由各管理局局长或副局长兼任大队长或直属队长，连同总局工程队，共组建了9个施工队，每队30至50人。各管理局都从市县邮电局或驻段线务员中抽调觉悟高、技术好的线务员参加施工队，工人们都以参加国际线路工程为荣。
总队建立之初，对整个工程规模、沿线情况、原有杆线残存和可利用程度都不摸底，也找不出一个可以说清从山海关到满洲里全线情况的人，特别是对内蒙古呼伦贝尔盟戈壁草原一段都没人去过。身为总队长的姥爷亲率工程技术人员深入沿线，逐段检查线路情况和施工及分屯器材条件，基本摸清了工程规模以及各段施工的难度。然后夜以继日地赶制总体工程设计、器材和工程费用概算、器材运输分屯计划，使这一规模宏大而又艰巨的工程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1950年4月初，东北邮电工作会议又明确提出，修建国际线路是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工程于5月1日开始，争取年底全线贯通。当时国家处于医治战争创伤的恢复时期。资金不足、器材匮乏、工程技术人员奇缺，在短时间内完成这么大的工程，困难重重。在邮电部的苏联专家康纳布列夫疑虑地说：“这么短的时间，如能完成这么大的工程，我给你们立碑！”
在整个施工过程中，线路工人们真正发扬了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总局队、长春等队在完成了山海关至沈阳间工程后，六七月份集中力量修通了齐齐哈尔至满洲里一线。这段线路原有杆线残存无几，完全要重新立杆架线。几个队分头从扎兰屯、牙克石、海拉尔施工，线路穿越大兴安岭和呼伦贝尔大戈壁草原，不仅地形复杂，而且荒无人烟，气候异常，野狼成群，饮水也仅靠远地车运。施工人员住在帐篷或蒙古包里，中午戈壁草原气温高达摄氏40多度，夜晚则降到10度以下。工人早晚上下工地穿着棉袄走三四十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