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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讲儒家，讲仁政，讲王道；而行法家，行专政，行霸道。
这外儒内法的套路一直为各朝所奉行，这些秦牧是知道的。包括后世西方的所谓的民主，也是披着民主的外衣，行法治之道。
但现在的问题是，对儒家的偏重过度了，特别是朱程理学的思想，已经禁锢了人的本性，儒的弊已远远大于利。
一方面，秦牧希望通过儒家来集权，加强自己的统治根基。另一方面，他又想去除儒家“虚伪，务虚”的一面，让社会上少些“嘴上千言，胸无一策”的虚伪文人。把整个社会向重实践、事实求是的唯物主义方向引导。
这是一个很矛盾的事情，其分寸着实不好拿捏。
所以他今天确实是怀请求教的心思，希望在经筵上，听听各派思想精英的辩论，好根据各家之言，梳理、整合出一个切合当下实际情况的治国思想体系来。
秦牧对着众人说道：“朕自登极以来，日夜忧思者，治国之道也！明之亡，已证明朱程理学，不足以为治国之根本之道，朕欲求治国之道，以安天下之民，诸位贤能可有良法进献？”
王夫之立即说道：“陛下，治国之道，当宽以养民，严以治吏。”
他的话总是这么简短，但有力。
这句话中，表面上避开了儒、道、法之争，但究其根本，所谓的宽以养民就是道家的无为而治，严以治吏，用的就是法家的法治思想。
秦牧接着问道：“王学士可否为朕详论一番？”
“陛下，纵观历朝之亡，追根溯源皆因民不聊生所至。而民生之困苦多为贪官法吏之压榨。掠夺所至。是以臣以为，治国之道，应秉行宽以养民，严以治吏之策；
君主对待民众，应废除严法，重德教，轻刑罚，以宽缓之政养息民生。欲养民，则关键在于严以治吏，唯有吏治严明。官吏不敢枉法，民众生活才能安宁，社会秩序方能井然。”
王夫之这种治国思想，大概是因为看到了明朝后期政治，法纪荡然，文人士大夫公然结党营私，抨击朝政，攻奸异己，左右朝局。认为自己占据道德制高点后就无法无天，使整个社会陷于重重矛盾之中，所以他才产生“严于治吏”的想法。
而这种思想，恰恰是弱化了儒家的作用。
治民用道家。治吏用法家，分而治之，这其中并没有特别强调儒家的作用。
这当然会引得强烈的反驳，刘宗周当即说道：“陛下。孔圣有言：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孟子亦言：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陛下，治国之道在于治吏，此诚然不假，然君主若以严刑酷法待臣下，臣下终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何以令其忠心侍君牧民？
且明太祖立国之初，以严型酷法治吏，官吏贪污获赃六十两以上者，处以枭首示众之刑，甚至剥皮实草。刑法之烈，前所未闻，然收效甚微。。。。。。”
“黄编修此言差矣！”王夫之立即强力反驳道，“洪武期间，官吏守令畏法，洁己爱民，河清海晏，百姓乐业。时民间有歌：山市晴，山鸟鸣。商旅行，农夫耕。老瓦盆中冽酒盈，呼嚣隳突不闻声。
又以广东为例，时广东循吏有五十二人，其中多数以廉吏着称。如，海丰县丞召翊‘开创县，勤劳为最，且廉。’
东莞县令卢秉安在任十九年，清操不易。离任时，不接受百姓赠送的财务，只接受赠诗。其有诗抒志：不贪自古为人宝，今日官贫诗满囊。十有九年居县邑，幸无一失挂心肠。凡此种种，皆足以说明，洪武整饬吏治后的官场气象，黄学士何以视而不见？”
“黄学士所言，何尝不是以偏盖全，君不见洪武年间，每日大臣上朝，告别妻子皆如生离死别，谁也不知早晨上朝，晚上是否还能回家。
如此严苛治吏，厉气弥宇。固然，能起到不小的震慑之效。然有识之士，谁还愿入朝为官，忠心侍君，恩牧百姓？
君不见，洪武为建文留下的都是些何样的辅臣，燕王一反，举朝上下，能任事者几人？若君不失仁德，能臣良将乃在，燕王安敢起兵焉？”
“然明末吏治败坏，终至亡国，君岂又不见乎？洪武严以治吏并无错处，大臣上朝战战兢兢，非为治吏之严也，实因洪武寡恩，行兔死狗烹之事也，岂能混为一谈？
治国即为治吏，吏治清明，则国泰民安；吏治败坏，则国破家亡，此乃亘古不变之理也！”
黄道周太过激动，口若悬河，一气呵成，显然没注意自己犯忌讳了，他的话中出现了“牧”字，这可是大不敬之罪。
当时柳如是就悄悄地看了他一眼，秦牧却装着没听到，他不想在这个时候以此罪人，打断大家的议论。
王夫之是个君子，也并不以此来攻击黄道周，而是更凌厉地反驳。
到底应该“使臣以礼”，还是“严以治吏”，为这个问题，经筵上又是一番唇枪舌剑，激烈争论，加入者众矣！
其间秦牧很少说话。
君不密，失其国。
作为君主，在这种时候绝对不能提前摆明自己的意见，以免引火烧身。
你要做的是，做一个正直的裁判，等大家辩论了，再依实情作出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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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06章 众说纷纭
王夫之与刘宗周在“严以治吏”这个问题上，争得面红耳赤，这表面上看似是一个具体问题，但实际上，涉及到的是要用儒家的“仁德”感化，还是用法家的严刑震慑。
本质上是儒、法之争。
加入到争辩的人越来越多，支持刘宗周以仁德引导感化的人占到了多数。
对此，秦牧一点也不意外。
但王夫之虽然势孤，但也不是完全孤立，象谢经纶等人都站在他这边，一起摆事实说道理，一条条地反驳着对手，极力向秦牧推行“宽以养民，严以治吏”的治国思想。
最后竟然杨廷麟也站了出来，为王夫之辩护道：“陛下，王学士提出宽以养民，严以治吏。臣以为亦有其道理。明洪武剥皮充草之酷刑虽不可取，但古之君子，无不是宽以待人，严于律己。为官者变当有此君子之风也！
为民者，纵有奸邪，为祸亦有限。为官者食君之禄，治理一方，责任重大，若贪脏枉法，则祸及一方矣。由此而论，王学士倡议宽以养民，严以治吏，实不为过也。
再者，儒家之修身、持家、治国、平天下，首重于修身。若为官能严守本份，持身清正，何惧律令之严也！”
黄宗羲立即出来说道：“陛下，治乱世方可用重典，如今天下已靖，四海平宁，以严法令，重刑律治国，实不合时宜。
王学士，杨尚书所言，虽不无道理，然只适合用于明末那种朝野纷乱之世，我大秦如今民心思定，吏治清明，再施重典则适得其反矣！
纵观历代。除明初以严刑治吏外，各朝无不以尚宽简，务清净，轻刑罚，薄役赋治世，陛下推崇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何曾外乎是？”
刘宗周也说道：“文景、贞观之世，尚宽简，务清净。使国力民生很快恢复，国力大增。然文景之后有七王之乱，贞观之后，有武氏乱国。
再观明初洪武年间，严百官，厚诸王，以剥皮充草之严刑酷律待百官，以分封厚赐待诸王，洪武之后。也终免不了有燕王靖难，以臣代君。此道、法之失，可为前车之鉴，陛下当不可不引以为戒也！”
秦牧也不表态。只和声问道：“刘编修以为当如何避免重蹈汉、唐、明之覆辙？”
刘宗周立即答道：“陛下，凡圣君治世，莫不推行仁义德化，提倡德治。仁政，德主刑辅。为君者当守经用权，律己宽人。以道德感召，以王道使天下士民归心。以礼治定尊卑伦常，定天下次序，唯其如此，天下方可井然有序，士农工商各安其事，国泰民安。”
说去说来，终究又回到了儒、道、法之争。
王夫之对儒家空谈仁义，不重实务是深恶痛绝。
见刘宗周又一味的强调仁义德化，而避于务实，他立即反驳道：“刘编修所言，有失偏颇，就拿明初而言，明太祖定八股，重朱程理学，君臣父子，尊卑长幼、纲理伦常之说甚于历朝，岂不乃有燕王以臣弑君之事？”
“那是明太祖严刑酷法有失仁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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