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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事秦牧每次都会亲自过问，十分重视。
赏功与抚恤的事情整整议了一个时辰，才大致处理清楚。
当然，普通士兵的赏功和抚恤，主要是由兵部根据各军的佥事上报的功劳薄拟定的，无须交到朝会上讨论。
这事处理得差不多之后，已升为工部主事的黄振林当先出班奏道：“秦王，明初各省分设布政使、按察使、都指挥使，此三使司分管省内军政刑法；
明朝中页后又增设巡抚、分巡道、总督、总兵、镇守中官等职衔，虽是出于统一事权所需，但也导致了重要的机构重叠，象布政使等职权，实际上已基本被架空。
如今天下战乱未平，人口锐减，人心思定。臣以为，我朝应顺应时势，削减一些机构，以减轻地方机构重叠所带来的弊端，减少俸禄支出，减轻百姓的负担。”
黄振林一衣黑底绣祥云纹官服，腰缠革带。步履稳健，神态庄重，声音非常沉稳，这一番话可谓是说到秦牧心坎上去了。
如果打开地图，就可以看到，目前贵州、四川、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八省之地，基本已经在大秦控制之下。
当然，按明朝的布政使司划分，是没有湖南、湖北、安徽、江苏这四个省的叫法的。
湖南、湖北的地域在明代统称湖广；江苏、安徽两省的地域则是南直隶。
秦牧暂时也没有拆分湖广和南直隶的意思，现在大秦初立。天下尚未统一，民生需要休养生息；
把省份划分得越多，就意味着机构多，官吏多，俸禄多，扰民之事也更多，这不利于民众休养生息。
其实一直以来，大秦都没有正式设立总督、总兵等官职，但也没有明令撤销。
事实是。明代的分巡道和巡抚、总督都是因为叛乱多了，才逐步增设，最后形成定制的。
详细说来，大致是这样。因为一些小叛乱，一州一县难应付，于是设立兵备道，统一几个州县的事权。这样才能有效镇压涉及几个州县的叛乱。
如果叛乱波及一省之地时，布政使、都指挥使、按察使因各管政、法、军，三权分立。令出各门，往往导致相互扯皮，难以及时扑灭叛乱，于是又设立巡抚一职，统一全省军政法大权。
如果叛乱涉及几个省，巡抚也没办法应对了，于是又在巡抚上面设立总督一职，统辖数省军政，比如之前吕大器的四省总督一职，就是为了对付张献忠的叛乱而设的。
问题来了，道员的设立，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架空了州县官员的权力。
巡抚的设立，又架空了省级官员布政使、按察使、都指挥使的权力，总督的设立，进一步架空了巡抚的权力。
如此一来，大部分官员的权力被架空了，但俸禄可没有架空。
这不但造成了大量的机构重叠，还因此多开支了很多官员的俸禄。
黄振林提出裁撤这些重叠的机构后，秦牧向殿中的大臣问道：“诸位大臣以为如何？”
吏部尚书杨廷麟出班答道：“启奏秦王，明朝设立道员、巡抚、总督等职，是出于时事需要不得不为之。如今我朝治下，民心思定，百姓安居乐业，少有叛乱之事发生。因此臣以为，确实应该裁撤一些机构，以减少官吏扰民，使天下百姓得了休养生息。”
内阁大学士李源出班说道：“启奏秦王，如今四境未平，天下未定，臣以为此事尚须谨慎行之，便是要裁撤，也需要想个妥当的办法，以免引发地方官员的恐慌。”
不管什么时候，裁撤官员都是件极为困难的事情；
作为既得利益群体，也是你统治的基础，你一但剥夺了他们的饭碗，就很容易引发官场的动荡，甚至引发政权的危机。
李源的话不是没有道理的，现在的大秦看似蒸蒸日上，但敌人四面环伺的局面并没有完全改变，现在就向内部官员动刀子，确实需要谨慎才行。
但另一方面，官员向来是设立容易，裁撤难，如果不趁现在体制没有僵化的时候裁撤，以后可就更难办了。
所以裁撤秦牧是一定要裁撤的，关键就看怎么才能让因此引发的官场振动小些。
大学士诸葛敏想了想说道：“秦王，臣以为，可酌情裁撤一些衙门，象兵备道这一级官员，臣以为还是保留的好；我朝统治下的地方虽然比较平静，但也不能保证就没有叛乱发生。
兵备道的设立，有利于把叛乱扑灭于萌芽之时，避免事态扩大而难以收拾。因此臣以为，只要把兵备道的职权限制在兵备的范围内，不得干涉州县政法，保留兵备道是利大于弊的。
到于总督一职，现在则没在必要设立。而巡抚一职，臣以为在情况相对稳定的湖广和江南，也可以裁撤掉，将军政司法大权还于三使司；
至于新近开拓的地区，因情况特殊，军政未步入正轨，还是暂时保留巡抚一职，以统一事权，迅速恢复民生。”
诸葛敏考虑得很周到，什么官职有必要保留，什么地方需要特别对待。都考虑到了。
按他这么一说来，除了兵备道依旧保留作为地方常设机构外，巡抚一职也基本成了临时机构，一但地方治理上了正轨，巡抚一职便也要撤销，还政于三使司。
这个方案是比较让秦牧满意的，殿大大臣反对的也不多。
首辅司马安出班说道：“秦王，目前我大秦统一天下的步伐稳步推进，江淮新拓数府之地，西南尽纳贵州一省之境。这些地方都需要派遣大量官员前去治理；
裁撤下来的官员，只要尽量调用到这些地方，而不是让他们罢官回家，相信所引发的反弹就不会很大。
只不过各地的兵备道原本是直接向巡抚衙门负责，现在如果要裁撤巡抚衙门，而保留兵备道，则兵备道改辖于哪个有司之下，这需要详加斟酌才行。”
这确实是一个需要谨慎考虑的问题。
兵备道有其特殊性，它不可能单纯的只管兵备。所谓的兵备。肯定要涉及一些刑政事权。
一但撤巡抚衙门，兵备道改辖于哪个有司之下，立即就会让哪个有司的实权大增。
布政使司管政，按察使司管刑法。都指挥使司管军事，这是明初地方上三权分立的格局，而三使司又以布政使司为首。
兵备道管兵备，但鉴于它的殊性。又不可能真的单纯只管兵，不涉政。如果让兵备道辖于都指挥使司下，则都指挥使司的实权基本上就凌驾于其他两使司之上。地方上“军”凌驾于“政”之上，这会产生很大的隐患。
如果象明朝那样，兵备道道员由都察院派出，而改将兵备道衙门辖于都指挥使司之下，这看上去也能起到制衡的作用；
但问题在于，让文官御史去管兵备，万一有事往往不起作用，那么设立兵备道岂不是多此一举？
秦牧和大臣们讨论了许久，最后采取一个折衷的办法，让兵备道平时辖于布政使衙门之下，由按察使司监督。一但有战事，则自动归由都指挥使司指挥。
这类似都五军都府与兵部分掌统兵权与调兵权，平时兵备道辖于布政使衙门下，让“政”凌驾于“军”之上，有利于地方稳定。
一到战时，自然是以“军”为主，兵备道主动归于都指挥使司指挥，避免外行指挥内行。
这么做自然也有很多常弊病，但每项政策，都不可能完全没有弊端，关键看它合不合事宜。
合适的，就是最好的。
ps：七十多年前，我祖父寄回最后一封信，说他被编入了远征军，入甸之后就再也没有音讯传回，昨晚无意中在网上得知，云南腾冲县有座“中国远征军名录墙”，于是想办法让人查了一下，名录墙上有我祖父的名字，何光武，二等兵。只是现在还不能确定籍贯，也就无法确定是否同属一人。
得知这个消息后，我一夜难眠，恨不能立即到腾冲去看看，不过说来不怕大家笑话，上个月的稿费收入很微薄，来回的路费加上要住几天查证一番的话，一个月的收入都不够，只能再攒攒了。当年多少鲜活的生命，为了那场全民族的抗战抛头颅，洒热血。可是，家里人却连个死讯都收不到。我祖母年轻守寡，是个信佛的人，七十年间，时常去求神问鬼，只想知道我祖父是生是死。还记得前年，九十多岁的祖母弥留之际，还在迷迷糊糊的念叨，说看到我的祖父站在床边。那时是半夜，我听了她念叨，吓了一跳，随后忍不住泪如雨下，七十多年了，七十多年的牵挂有多漫长啊，我相信，祖父牺牲前最后一个目光，一定是投向家乡的，可家里人至今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