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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一些叛徒在进行对党组织破坏活动时所遭受到的惩罚除前面谈过的外，一
些在军统搞了多年的叛徒也是时常要提心吊胆的。如行动组副组长王克全，他叛变
后虽对党的地下组织危害不小，但并不以为满足，还时常腰挂手枪到处乱跑，遇到
过去熟识的党员总用软劝硬拉的办法拉下水，不听他劝诱的便逮捕囚禁。有次，他
一个人到浦东工厂区去，遇到过去两个认识的党员，这两人都受过他的领导。他满
以为很有把握可以拉到军统来，结果被骗到野外打得半死，手枪也被抢走。如果不
是巡逻警察在附近经过救了他，那次便会被打死，从此他一个人再也不敢乱闯。
当时住在租界上的一些大特务家门口，几乎时常发现可疑的人在侦察监视他们，
甚至连在华界方斜路白云观（上海人一般叫茅山殿）侦察大队附近，前后也逮捕到
过三四个前去侦察的共产党员。因为这里成天有人被抓进来，囚禁过不少忠贞不屈
的党员，所以经常有人去附近调查。就在这块白色恐怖统治区内，特务们也是时常
提心吊胆，往往弄得草木皆兵，害怕共产党进行报复。
当时军统特务在上海除对付以共产党为主的种种任务外，还有些其他活动。如
一九三五年秋天，上海区一个情报员的助手打听到〃一二八〃以前宋子文在上海北
站遇刺未中而误毙其秘书唐腴庐一案的凶手和宋的司机的下落。戴笠对这一事隔多
年的旧案有了新的线索极感兴趣，马上指示一定要派人设法抓回归案，因为可以借
此讨好一下宋子文。
我奉命和程慕颐带着这个眼线，先后在仪征县十二圩，和瓜州、泰兴等地去侦
察，最后分别在盐城、扬州将当时刺宋凶手之一和宋的司机逮捕到。这个人在刺来
未中后即离开上海，在盐城保安队当班长。因为眼线认识他，我们便雇好一条小船
等在小河边，当眼线把他骗到船上后立刻被我们逮捕。经送县政府用了一顿刑之后，
他供出当时刺未与宋的司机有联系，才了解宋的行踪。宋被刺后，这个司机也逃走
了，在苏北一带做修理自行车等工作，后来我们在扬州抓到了他。
当我们把这两人带回上海后，戴立刻把宋的司机照片送给宋去看了，认为确系
事件发生后逃走的那个司机。宋子文为此事感到很高兴，曾叫戴领着我去宋家见他。
他当场签了一张五千元支票给我作奖金。我刚一接过，戴向我使个眼色，我又恭恭
敬敬退还他，坚不肯收。戴连着说：〃保护部长的安全是我们的责任，不敢受奖。〃
宋听了很高兴。当我们辞出回来，戴笠只给了我和程慕颐与那个眼线各五百元。
当时四大家族和大批豪门权贵，每星期六从南京到上海度他们荒淫无耻的假日
时，军统为了保护他们的安全，几年间所公开逮捕与搜查对他们安全有任何危害的
人，就我亲自经办的不下十起之多。一些人往往只在这些人的公馆别墅门前多走了
两趟或多看了几眼他们上下汽车情况时，便被指为刺客嫌疑，一经逮捕，到弄清完
全是冤枉，也白白坐了几个月的黑牢；幸而获释，也从不敢公然埋怨，反要花上一
笔钱来感谢这些〃暗镜高悬〃无法无天的特务才能了事。像这种数不胜数的例子，
这里就不多举了。
另外是一九三五年十一月间汪精卫在南京被刺未死，主谋的晨光通讯社负责人
华克之、张玉华等逃到上海后，也是由上海区和侦察大队的特务们进行公开逮捕的。
除华克之逃走外．张玉华和刺客孙凤鸣的妻子及几个重大嫌疑犯均被捕。关于这一
情况，我在写戴笠的材料中已谈过，这里就不再赘述。
上海区的特务除干过以上一些罪恶活动外，还有许多卑劣暴行，也是非常令人
痛恨的。如到生活书店多次去暗放炸弹，使得不少读者遭到伤害。当时生活书店设
在法租界陶尔斐司路吕班路口一座平房内，由于发行的《生活》周刊和其他一些书
刊均有进步言论，很受读者欢迎，因此前往购书的人相当多。蒋介石和戴笠虽很厌
恶这家书店，但因设在租界内不能随便查封，便只好采用各种卑鄙手段进行捣乱。
办法是把一种触发性的爆炸品用报纸包起来和一般书籍的包装差不多的形式，由特
务带到书店放在一个别人不大注意的地方，，偷偷将保险栓拔掉，立即离开。这时
只要有人去动它一下，立刻就爆炸起来。有的读者看到这种纸包，以为是别的顾客
忘了的东西拿去交给书店，有时书店人员在收拾整理时移动了它，炸弹爆炸了，站
在附近看书买书的人以及书店工作人员往往都被炸伤。当时军统还不会制造定时炸
弹，又不便公开甩手榴弹，所以采用这种办法。虽然前后炸过两三次，可是不但吓
不倒书店里的人，而读者反而越来越多。本来这个设在非商业区的一家小书店，自
从一炸再炸之后，却更引起了读者的注意和兴趣。这一完全出乎戴笠意外的后果，
使得他不得不下令停止这种作法，改为派人打入书店去进行活动，以便深入了解情
况再从中进行破坏。这一阴谋直到抗日战争开始才停止。
酷刑种种
军统掌握了侦察大队这个公开特务机关后，几乎无恶不作。它所干的一切，连
当时警备司令部也不能过问，尽管杨虎当司令时期他虽和戴笠沆瀣一气，但同样不
能干预这个单位的工作。我记得我带着几个特务绑架刘芦隐先生没有成功，只好以
侦察大队身份变为公开逮捕，可是连这个司令官都事前毫无所知。当事情发生后，
半夜临时找他去补一张手令，他也只好照办。侦察大队完全成为上海区的一个外勤
行动单位，只有在对外应付不了的时候才去找司令。有时为了工作上的方便，特别
是处理一些冤枉被捕的无辜的人时，便找军法处去出面。当时的军法处处长陆京士
和大队长王兆槐，都是杜月笙的学生，两人关系特别深。侦察大队把一些嫌疑犯打
得体无完肤时，最后也送给军法处去交保释放。陆本人是没有不同意的，可是军法
处的一些职员却老在背地发牢骚，说总是替侦察大队〃扛木梢〃（上海话为替人背
过的意思），实在没有道理。
当时被这个侦察大队逮捕的人，连看守的特务也常常说〃只有好好走进去的，
难得有好好走出来的〃。在这个机关进门右边的一个小院内有三间牢房，都是用饭
碗粗的木头做成栅栏。犯人关进去后，在里面的一举一动都可看清楚，地板上冬天
只有几堆稻草，夏天蚊子臭虫是成群结队。被捕关在这里的人，一律不许见客和通
讯，被捕时穿什么便一直穿什么，不能得到亲友任何接济。有些人明明知道自己亲
人被关在这里，但去看望时总是说没有。从来不准政治犯在这里会客。
刑讯室就设在牢房后边，特务们对被捕的共产党员和其他民主党派人士及嫌疑
犯等，在进行初审时，除极少数经不住考验的当场叛变外，几乎没有一个不受到酷
刑。这里没有什么审讯员和法官，一般是由组长或督察来主持初审，重要点的便由
副大队长或大队长审讯，特别重要的则由区长有时甚至是戴笠亲自主持。审讯时，
只要三句话不对头，立刻就喊〃吊起来〃。这个队的一个警卫班除担任警卫外便是
帮助用刑的。
审讯室里放着各种刑具，梁上挂着两根专吊人的麻绳。吊人时，最轻的是把两
手反背捆起来，将两个大拇指控上，一声喊〃吊〃，只要将绳了一拉就将受刑者吊
离地面。最初让脚尖刚可着地，便将绳子向固定的钩子上一挂，又继续审讯。几分
钟后，受刑者力气再大也得满头大汗。如仍不招供，再喊一声〃扯〃，这时受刑者
便整个身体悬空，全部体重都落到两个大拇指上，一两分钟便是全身汗透，痛苦难
当。审讯的特务往往轻松地坐在旁边抽烟，看着受者的在痛苦中挣扎。受刑者如再
不讲，身体弱一点的往往痛昏过去。这时，特务们便将绳子放了下来，朝着受刑者
头上冲一盆冷水，让他慢慢醒过来。这一盆冷水夏天还不要紧，要是冬天，上身衣
服全部淋湿之后，谁也不管冷不冷，既没有衣服可换，又没有火可烤，就得这样自
己去干。过些时第二次又来一下，单就这一点点也就够难受了。
可是更残酷的刑罚却还很多呢。吊既不灵，第二套便是〃炒排骨〃。〃炒排骨〃
是先将受刑者吊起，让脚尖着地，有时还将脚固定下来用绳捆好。这是防止受刑者
用脚踢施刑的特务。因为有次审讯一个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