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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城约车马行的大掌鞭死了两位，是被翻倒的车马压死的。
杨青的随从，车厢内不及跳车逃命的杨氏家仆，血肉模糊，惨不忍睹。 幸存地仆从，或者腿脚骨折，或者手断头破，也是伤势不轻。
血腥过后。 未死的人们惊魂未定。 却也无暇多想，都赶紧着救死扶伤。 死者摆在路旁，伤者赶紧上药裹伤。
这注定是一个伤痛无比的惊魂之夜。
节近秋分，不但棉花吐絮，烟叶变黄，正当收获之期。 在帝国的北方，农民这时开始忙着播种冬麦，而在素称富庶的江南大地，勤劳的农夫们也正在抢收晚稻；与此同时，南土北地所有忙于秋收秋种的那些农家，还得紧着晴好天气翻耕土地，准备油菜等作物的播种。
秋收、秋耕、秋种，正是三秋大忙地时节。 田间地头，到处都可见到农家忙碌，不得空闲的情景。
金风送爽，秋实满山。
官道之上，一行轿马，迤逦而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官家的人马。
秋日晴空之下，几缕炊烟在朝阳丽日中袅袅升腾，鸡犬之声隐约可闻，乡村原野，远山近峦，举目所及皆是一派朝气蓬勃的景象，生机盎然。
程沂眺望着窗外的秋景，悠悠然一声微叹，似是在惊叹这明媚的秋光，又似在感叹自己地人生际遇。
作为前四川执政府兵房车驾主事（事见于 第四十九卷 第四章），程沂在当年平虏侯成都遇刺一案中扮演了一个并不光彩的角色，他的所作所为，自然躲不开内务安全署锄奸营事后顺藤摸瓜的严查。 以‘通匪’之罪免官罢职，锒铛入狱的程沂，在监狱中熬了数年，却是在去年得以重见天日，居然一朝起复，重入仕途。
这回，程沂却是一出狱，就直接进了堪舆署任职——据说，堪舆署提领使司马翰大人，一直苦于堪舆署差遣办事官吏的不足，常年遣人穷搜西北，网罗各种可用的人才，甚至连监狱、苦役营、战俘营、奴隶营这等地方都不放过，不问德行，不问品格，更不问种族尊卑，彻底贯彻惟才是举之道。 他程沂正因司马翰大人如此这般的求才若渴，才幸运的得到这重见天日的一线契机；但是如果仅仅如此，那还是远远不够地，毕竟程沂所牵涉地案子，那可是一等一的‘谋逆’大罪，虽然程沂涉入不算太深，但若是没有平虏侯地特赦令，莫说做官，就是出狱，那也是万万不成的。 程沂后来在自己的特赦令档案上看到的平虏侯亲笔批示，只有“人才难得，准予所请。 ”这几个字，而就是这几个字让程沂的人生，再次来了一个天翻地覆的大转折，不但从囹圄中脱困而出，还得以重新进入仕途。 人生际遇之奇诡波折，程沂的这番遭遇也算是一例人间传奇了。
程沂之能够被堪舆提领使司马翰一眼看中。 得益于他在风水堪舆一道上地深厚学养（当然也得益于他在四川巡抚洪正幕府以及后来四川执政府任职时，所表现出来的精干才能）。 现世儒学并不排斥风水堪舆，历朝历代许多儒学大家甚至是堪舆形势宗一脉所公认的领袖人物，帝国儒生中研究堪舆形势之学者不乏其人，程沂也不过是这些人当中的一位而已。 说实在的，连程沂自己都没有想到，堪舆风水之学竟然是他这次摆脱牢狱之灾的最大关键。 而在以往，堪舆形势之学不过是程沂眼中百无一用的杂学。 当年研习堪舆形势之学。 纯粹是程沂那时自娱自乐地一种游戏消遣。 谁曾想到，这种‘遣兴杂学’，还能成为他人生大转折中最重要的本钱呢？
蹄声得得，程沂回望长安，已然看不到这座西北大城地影子。 宽阔的官马大路蜿蜒北伸，两行白杨，夹道相迎。 其干挺拔，其叶鲜黄，连缀道路，绵延千里，在秋日朗照之下，煞是壮美灿烂。
如今西北，无论是官马驿道，还是乡野民道。 又或是城镇、庭院、堡寨、庄园、别业、墓园，都在堪舆署的监管督查之下，大事栽植树木花草以养蓄风水形势，无形当中却是增添了许多怡人景致。
不过，在程沂看来，堪舆署做的一些事情。 说不定是仿效别处的做法也未可知。
据他在堪舆署所了解的内情，西北的官马大路，西北幕府治下地官署衙门以前虽然也有栽植行道树木以荫蔽行旅的情形，但绝非象最近三四年间这般规整划一，要求严格，且还正式进入了堪舆署以及地方府县衙门的常规事务之列，每年都要进行考绩考察，这可就非同寻常了；而西北的府县城池、繁华市镇，相关衙门亦都颁有不少明文法令，要求各相关的官民人等于城市街道、官府公署、家宅庭院的空地余坪。 即须栽植树木若干。 花草若干，相关条例的规定详细入微。 各项奖惩也非常明确，绝对不是可以敷衍塞责的公事。
无独有偶，程沂从《邸报》以及堪舆署地来往公文和官方档案中了解到，并非西北幕府一家如此这般行事，北直隶的京师、南直隶的南都、湖广的武昌等地，各路割据诸侯也都有类似的法令。
譬如，京师的展太后，自其垂帘听政之后，已经有多道懿旨颁下，譬如“令北直隶道路并种树木”， “令诸街添补树，并委锦衣府督种，工价折领于工部，仍限于八月栽毕，其分析闻奏”，“诸道路不得有耕种及砍伐树木”，“其种树栽植，如闻并已滋茂，不得有砍伐，致令死损”等等。 堪舆署地档案也记录了最近几年间，京师内外，遍植槐、榆、杨、柳以及桃、杏等等之类，看其成效，也还是相当不错的，至少京城的沙尘扬风天气已经不象几年之前那般恶劣，满城绿荫的覆盖也更能彰显帝都的繁华大气。
至于南直隶、湖广等地，也有类似的法令颁布，亦各有成效不等。
如此这般，到底是谁影响了谁？谁仿效了谁？这真是不好说得很！
程沂思绪翻转，却又想到自己此行匆遽，目的却是作为堪舆署的一员办事衙官，衔命赶到距离长安城总有二十多里的山区，在植树现场履行堪舆署的监管督查职司，这也是堪舆署中下级官吏们地常规差遣之一。 这次唯一有点特别地是，平虏侯届时也会莅临植树之地，体察民情——其中的缘由，当然不仅仅是上位者意在为民表率这么简单。
长安自平虏侯开府西北以来，官方相继建立了许多学院、学宫、学府、学园、书院、学舍、义学、学校以及少年营，又还有许多民间捐资筹款自办地学堂、私塾、族学、乡学、学校、学馆，以及一些儒学士人自办的半是书院半是学社的儒学会社，可以说汇集在长安的学子、生员数量极其庞大。 而西北幕府对莘莘学子们自然也有不少的优待和资助措施（当然，其中的一些措施，说是对学子个人的‘磨练’也是可以地），譬如长史府就规定。 无论公学私塾，凡是礼曹在册的学子，只要在空闲时间上山种树（种树的地方即由堪舆署酌情规定），每种一棵树苗，官府即付给该生五个铜子，若一年之后该学子所种的树能够顺利成活，没有枯死。 还可再向官府领取三个铜子。 放在荷包里叮当作响的铜子，其威力还是不小的。 因此不仅仅是长安、成都这样人口众多的大城，西北治下地许多地方，学生们都会很踊跃的在空闲之时上山种树。 毕竟种一棵树苗至少有五个铜子可拿；若是最终顺利种活一棵树，则可拿八个铜子。 这种一棵树能拿到地钱虽然不多，但积沙成塔，种树多了也是非常之可观的。 西北很多学生，因此都会趁着空闲种树。 尤其是一些出身贫寒的农家子弟，凭自己的劳力种树赚学费。 在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情形下，对学生们何尝不是一种有益的锻炼？
而对于西北幕府来说，如此措施，从现实来讲至少可以做到数十年内林木薪柴不可胜用，农耕畜牧少灾少难；往大了说，蓄养风水形势。 藏风聚气，可得天地灵气之庇佑，成就一方物华天宝之地，也是莫大之功德。 事实上，西北治下，相关的官府衙门。 现在每年都会划定一块地盘让学生们种树；而相关地学院、学宫、学校，也乐于组织自己的学生去种树，赚那几个铜子的种树钱还是‘小事’，毕竟风水形势才是大事情，可不能坏了本乡本土的风水龙脉不是？（这时代，完全不相信堪舆风水的人，根本没有）。
平虏侯在这种学生群聚种树的地方出现，为民表率当然是题中应有之义，但最关键之处，以程沂个人的看法。 平虏侯的举动还是为了影响和拢络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