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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掠奴隶和财物。
整个西域，一时血腥纷乱，人命贱如鸡狗，对于当位者而言，在兵荒马乱的大势下，有很多lun理道德根本顾不上理会，一切苦痛哀伤和血泪屈辱都在胜利与荣耀的名义下被人忽略、忽视，乃至淡忘，直至不复存在！
在时代的浩荡洪流之下，许许多多的小人物，许许多多无名无姓的小人物，就象那木炭一样，在时代的洪炉中燃烧，爆发出灿烂耀眼的光和热，但是那光和热所照亮的，所温暖的，却多半不是小人物自己。
天下风云多变幻，小人物的自身，或迟或早都会成为时代的灰烬，最后被人彻底的遗忘！
谁还会记得一粒尘埃呢？小人物的呐喊，小人物的愿望，总是那么微不足道！
能够被人在青史之上记上一笔两笔的，多半不会是芸芸众生当中的某一位平常百姓。
第四章 弱肉强食
雄师出西域，铁骑破楼兰。
铁与血，剑与火，生与死的搏杀较量，悬胡青天上，埋胡紫塞傍，履胡之肠涉胡血，只为汉道昌！
西征大军在西域东征西讨，已经过了将近三个年头。
甘霖四年的春天，西北的风沙如期而至，但已经没有了往年肆虐的凶威。
现如今的西北，平虏侯赋予堪舆署的权力相当之大，在某些方面，甚至没有任何讨价还价余地。 比如堪舆署立碑划定布告四方的风水龙脉、禁伐山林、禁牧草场、封育山林、狩猎区、禁垦的土地、禁挖沙的河段、禁起房的地方等等风水禁区，那是绝对不许任何人触碰的禁律。 在堪舆署划定的禁区内垦牧砍伐，如果被人检举或者被官府衙门查获，倾家荡产、充军劳役是唯一下场。
司马翰当年上呈雷瑾的〈堪舆策论〉，数年以来依托于专责官署‘堪舆署’的设立而得到了不折不扣的执行。 非但如此，平虏侯雷瑾还认为，“无文难以行远”，所以在命令堪舆署设立“堪舆学院”传道授业以及著书立说编次颁行之外，又令堪舆署设立报房，刊行《阴阳师》和《堪舆地理》两份报纸，将风水形势宗的‘形法’、风水理气宗的‘理法’，一概不分派别，细加阐发，以达到发扬光大、广传周知的目的。 雷瑾还专门批示，要求西北各学院、学园、学宫、书院研修探讨堪舆风水方面的学术时，必须务去虚妄、切求实际。 不得故作神秘，应使士庶黎民明白晓识其中道理，皆得教化，俾使大众在营造建筑、生活日用等事上，都可以遵循堪舆风水之道而自为之、自用之，臻于我无为而民自化地境地。 堪舆署提领大使司马翰亦为此专门移文交涉，与通政司和内务安全署会商议事。 从堪舆署派出专人在通政司‘巡演局’挂名，与通政司、内务安全署直辖的说书弹唱优伶艺人们结伴巡游于西北城乡山野。 专事传播堪舆风水形势之学。 同时，司马翰又上书请得雷瑾的允准，以“无规矩不成方圆”为由，着令堪舆署官吏在水利、河渠、堤坝、河工、驿道、屯垦、畜牧、山林、狩猎、农牧用水等多方面，依据堪舆风水形势之学，制订出相关各项律例法令，报送审理院核准定案后。 由雷瑾批准颁行于西北幕府治下各府州县，以为政务之规范。
在堪舆署、水利署、农牧工商署等衙署通力合作的努力下，西北河陇边塞的风沙一点点见少，而曾经破败壅塞的水利河渠则一天天修葺完备起来，每年旱灾、蝗灾、风沙造成的粮食、牲畜损失因此降低了一大截，关中、汉中、河西、青海每年地粮食收获虽然还算不上什么丰收，但比之当年钦差税监‘梁剥皮’把持陕西政务人事之时，已有了极大改观。 人丁六畜逐渐兴旺，再加上四川云贵和哈密、土鲁番、亦力军民执政府所辖地域的粮食、畜产，西北府库逐渐充盈，连年征伐地军资也能勉力筹措，这等成效，是谁也无法预料的。 堪舆署在其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和贡献是绝然不能忽视的。
虽然堪舆署、水利署数年间治水治山的成效很大，甘霖四年这个春天的风沙也远比往年少而且弱，但包括雷瑾在内，西北士庶仍然习惯性的减少了出行在外地次数，毕竟谁也不愿迎风吃砂子，春天风沙大起的时候，呆在家里是最稳妥的。
在平虏堡“幽篁里”，栖云凝清、倪法胜两人恪尽职守，扼守在攻守路线上的前后关节点，遥遥望着伫立于沙盘之前默然静思的雷瑾。 脸上带着几分忧虑的神色。 却不敢过去打扰他的静思。
最近几年，西北府库充盈。 甲兵强盛，实力见涨，信心自满，上上下下都不免有些浮躁自满、自高自大的风习，平虏军早几年在七河之役中蒙羞之事，现在已经渐渐被人淡忘了。 在此情形下，西北地一部分幕府官员、青翰词臣、儒林士绅、地方豪强们屡次想要上表‘称颂’盛世太平，甚至有人劝进称王。 如果不是雷瑾再三强力压着这股势头，这部分僚属臣民早就按捺不住，不知道会掀起什么风浪，搞出什么事情来——虽然对于独霸西北的平虏侯雷瑾来说，现在若是头脑一发热，应了这部分人之请，在西北边陲一隅僭号称王，自诩什么太平盛世，在帝国目前的形势下，倒也确实没有什么力量能够制约他。 名实相符的成为西陲之王，这事说容易也容易，但是俗话说的好，‘出头的椽子先烂’，在名不正则言不顺地情形下，为了一个虚名勉强行事，势必成为天下人口诛笔伐的众矢之的，这实在是愚不可及的选择。 以长史蒙逊的话来说，就是‘都什么人啦？刚吃了几天饱饭，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吗？’
对此，雷瑾还是比较清醒的，这部分上言表章一概留中不发，并私底下对一干心腹近臣‘吹风’，表明心迹：“京师帝室尚存，幼主正位，天下人心犹奉皇甫氏为正统；幼帝既非昏聩失德而致天怒人怨之辈，为人臣下者悖逆叛国僭号称王，是为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天下人必将鸣鼓而讨之！劝进诸生，是何心肠？欲误本侯么？况而今天下，已是群雄并起之局，兵戈四起，沧海横流，何来太平可言，又何有盛世可言？如此时局，小康之世尚是奢望，惶论其他哉？此等事体，诸君诸僚切勿再提，宜各守本分职司，谨慎做事为要。 ”
此言一出，雷瑾才算耳根一清，得了些清闲。 无论是一国之君，还是一方诸侯。 都不是那么好做的，都要付出相应地代价和牺牲。
栖云凝清等却也知道，雷瑾虽是贵为主上，但以一人之力与众多部下僚属的意愿较劲，也不是那么轻松的。 逆势而行，又岂是易为？而对僚属地劝进之声，悍然压制或者轻率顺应都非上策。 自古皆言堵不如疏，但真个事到临头。 其中堵与疏地火候又哪里有那么容易把握呢？堵或者疏，都是令人费心伤神，需要手腕和权术摆平的事情。
在雷瑾面前，是一个庞大地沙盘，而在前方地粉壁上还挂着一张大地图。
在粉壁与沙盘之间，摆放着由工匠精心制作的大号天体仪、地球仪各一座，这是在西洋传教士指点下。 详加考证才制作出来地东西，比起几十年前西洋传教士利马窦第一次送给帝国官员的天体仪、地球仪要精致得多。
伫立于沙盘之前的雷瑾，其实并没有象栖云凝清、倪法胜想象的那样，是在为僚属屡屡劝进之事伤脑筋，虽然部分僚属在最近又想借上书劝进之事博取拥立之功，如何处置得宜，这相当的不好办，但雷瑾斯时斯刻并没有为这个事伤神——在他看来。 僚属劝进固然令他颇为困扰，但长史为僚属之长，理应要为他分忧，疏导引领僚属们的意愿，俾使整个西北幕府同舟共济，自是责无旁贷。 所以他没有必要对此事太过在意。
雷瑾真正在考虑的，已经不是这些事情。
西域这几年地战事，其实相当艰苦，不说萨非伊朗兵强马壮，就是乌兹别柯汗国也不是那么好吃，西域大国不可轻侮——虽然平虏军进兵叶尔羌汗国的时候，似乎很是轻松的便席卷全境，得其全胜，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这几年间，西北幕府、奥斯曼帝国、萨非伊朗、乌兹别柯汗国。 互相之间结盟毁盟。 彼此合纵连横仿佛成了家常便饭，前一刻握手言欢。 下一刻兵戎相见，你方唱罢我登台，城头变换大王旗，再加上女皇阿罗斯的边疆伯爵、西蒙古瓦剌人、清真教团、古波斯复辟势力都搀和其中，西域形势愈趋复杂。
总的来说，西北幕府已经完全巩固了对叶尔羌地区的控制，亦力军民执政府牢牢占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