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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休兵息战的几年间，虽说府库储积渐渐充足，兵士养锐也有多年，粮秣具足，已堪一战，然而面对北方灾害频频的艰困局面，这战端也是不好贸然发动的——好战必危，指的就是这种状况——看起来可堪一战，实际上却是隐伏着重重隐患，弄不好就是后院起火难以收拾，忽剌剌大厦崩塌，譬如那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前秦君主苻坚，决意南征之时何等意气风发，数十万大军号称可以‘投鞭断流’，然而淝水一战，大败亏输，前秦王朝就此一蹶不振，旋即泯灭在群雄争逐之中，便是明证。
如此一来，南方七大总督区的情势反而胜出一筹，气候温润，有着稳定的粮食产出，无论是香料、茶叶、生丝、粮食，还是布匹、铜铁、甲胄，乃至牛羊牲畜等等物产，都可源源不断地接济和弥补西北当下的不足，因此由不得雷瑾不着紧南方的几个总督区。
再一个，西北在征服南方七大总督区后，逐渐将前莫卧儿帝国土著民当中精通侍弄农活的农民以及各种手艺工匠，直接纳入管辖，单独编管为‘匠户’籍。要说“匠户”之制，在中土帝国，其实是已经落后，濒临衰败的官方管领工匠制度。在生活以及匠役的重压下，世代匠户的中土工匠对待工匠手艺的热情往往很低，完成上官定额之后就绝对不会多做半点活计，到现在匠户之制在中土也已经慢慢衰落松动，尤其是中土朝廷田赋一条编改制，允许工匠以银代役之后，‘匠户’制更是急剧衰败。然而在南方七大总督区这么神奇的天竺故地，将精通农活的农民以及手工匠人全部编为‘匠户’，却等于普遍提高了那些‘低种姓’土著民工匠的地位，他们的身分也跟着提高，而且他们还有机会以技艺获得西北的民爵，成为公士。落后的‘匠户’制反而激发了低种姓土著民的热情，成为西北幕府分化南方七大总督区土著民，瓦解原莫卧儿帝国反抗的一个利器。西北拉一群，打一片，生生造就出了一个人数众多的新贵阶层，‘匠户’以及由‘匠户’晋升的民爵公士阶层，这些‘低种姓’出身的新贵，他们的利益与西北捆绑在了一起，想不认同西北都没有可能。因此，被孤立开来的前莫卧儿皇朝余孽，以及遗老遗少们，就是再不甘心也很难翻起大浪了。尤其是在大种植园、大矿山，被编入匠户的低种姓土著民，都很有干劲，这也大大加快了西北幕府府库储积的步伐，因而也由不得雷瑾不着紧啊。
再次，南方七大总督区的当地土著，性子虽普遍驯而不坚，可堪为兵者不多，精锐强悍者更少，能够被西北军队选入‘扈从军团’充为仆兵的土著，至少也得是一百个精壮能挑出一两个，甚或一千个人里面挑出一个可堪从军的仆兵也勉强，但不管怎么样，土著民虽难说精悍，从军征战也难以与西北的精锐‘北兵’相提并论，但是也还是能从土著民当中挑选出不少精壮男丁补充军队缺额的，至少军中的营垒辎重之类苦力活有人干了，也就能将其中的锐士精兵抽调到其他方面去，等于变相增强了兵力储备，因而也由不得雷瑾不着紧，南方数千万丁口毕竟也是一个数量庞大的兵源，再怎么挑三拣四的招募兵员，总能挑出不少勇锐敢战之士，尤其是土著山民，骁勇剽悍者还是比较多的；其次，土著士兵不管他们以前的种姓如何低贱，地位如何低下，如果能够在征战中获得军功、战功，地位自然水涨船高，成为西北军功爵阶层中的一员，也等于从原来莫卧儿帝国的种姓社会中彻底分化出来，同化为西北军功土地勋贵的一份子，也许两三代人的同化之后，他们的后裔就会自认为中土汉人了。土著士兵这种身分上的大转换，也是由不得雷瑾不着紧。凡是兵事相关，岂能不慎重对待之？毕竟，兵者凶器，士兵是否忠诚乃是重中之重的要点，土著出身的士兵是否认同并忠诚于西北，更是尤为重要。
有这几个原因在，雷瑾重视南方丝毫不足为奇，西北所占据的北方疆土，受旱、蝗、极寒以及地震、鼠疫的威胁，物产所出有限，用兵征伐在相当程度上要依赖南方诸省的物产，譬如云、贵、川、缅北、缅中、缅南，再譬如莫卧儿故地的七大总督区，由于地处南方，旱蝗及极寒天候的影响比较小，在物产上对西北储积的贡献自然很大，甚至已经略有超过北方。
整个西北蓄势以待，或许是在等待一个东进中原的借口，而雷瑾则为此预为部署，待机而动——然而就中土形势而言，北方破败，南方凋零，西北是否值当倾尽全力与群雄相争，仍然是一个未知数。
雷瑾在南方足足呆了一年，这才率众北返。雷瑾南巡期间，除了镇慑安抚南方形势以外，就是督促南方各大区的总督及各行省的执政们，大筑官马大路、整修水路航道及码头、大建粮米仓廒、大蓄驼马牛骡、大造河船海舶，许多工匠都从各省各府调集过来开工。另外，大量官奴隶以及以‘雇役’、‘助役’等方式征召的役夫，在官吏、士兵和工师的驱使下劳作，不但要将七大总督区的水陆道路全部修造连接起来，俾使诸行省四通八达，无远弗届；同时还要将南方七大总督区诸行省所修筑的驿道与西北幕府在北方各省所修的驿道全部连接起来。这可不是一两年内就可以完工的大事。而这一切的一切，都是着眼于不久的将来。
甘霖十八年，雷瑾自河中直隶府东返长安直隶府，平虏公行辕暨平虏大将军行辕的东移，昭示着西北幕府介入中原混战的倾向已经难以逆转，平虏公现在唯一差的，或者是一个合适的借口，一个东进中原的借口。
长安大道连狭斜，青牛白马七香车。
玉辇纵横过主第，金鞭络绎向侯家。
高踞于安定城门的长安西大街北面的‘长乐宫’上，顾长卿一人独酌，身边没有召伎女相陪。
如今西北虽然不禁酒，但粮食酿造酒却课以重税。早前的西北酒课，曾经对粮食酿造酒课征‘十税其八’的重税，搞得许多酿酒作坊无法继续经营下去。后来虽有放宽，粮食酿造酒分为两档课税，大米、小麦等主粮酿造的酒，酒作坊的酒课是‘十税其五’，至于一般杂粮如高粱、青稞、大麦等等酿造的酒则是‘十税其四’，也算是很高的酒税了。因此，市面上的粮食烧酒，价格都是极昂，然后便有不少烧酒坊尝试用番薯、土豆等酿酒（番薯、土豆等都不在酒课重税之列），蒸馏过滤后就是市面上出售的各种‘红苕纯烧’、‘地瓜纯烧’、‘纯薯烧酿’，之所以一律加上‘纯’字，就是强调有一个‘过滤’的工艺，出酒绝无异味——村酿的‘红苕烧’、‘豆薯烧’，没有‘过滤’，总有股子番薯红苕或者土豆的烧糊味，卖不出好价钱。
除了粮食酿造的烧酒，西北常见的便是各种‘葡萄烧’以及用其他鲜果酿造的烧酒，这些由果子酒蒸馏而成的烧酒，不耗粮食，所以课征的酒税较低，一般是‘十税其二’上下，看年景情形而定，两三年会有一个调整，最高不会超过‘百税廿五’，最低可以低到‘十税其一’。
由此一来，西北治下许多人喝酒都是选‘红苕纯烧’或者‘葡萄烧’。顾长卿喝的壶中佳酿，就是以葡萄酿造的‘葡萄烧’——雷氏大酒庄所出的‘琥珀烧’。
琥珀色的酒，掩映着些微绿色光泽。
鼻中芬芳浓郁，果香清爽淡雅，仿佛生果与麝香的交织，又仿佛苹婆果与杏子的缠绵，伴着些许肉桂香料的香，雅致而醇厚。
酒的口味是甜杏与无花果交迭的甜美清冽，回味中有着生果的清香以及香料的芳香，持久绵长，尤其是冰镇之后，回味愈发的悠长。
中土人喝酒，长年养成的饮食习惯，让他们喜欢比较甜美清冽的口味，而不喜欢那种酸涩口感的葡萄酒。也许只有那些来自于‘义大利亚’的传教士们，才会喜欢口味酸涩浓重的葡萄酒或者葡萄烧。
顾长卿私下猜测欧罗巴洲诸国贵族，是拿那种酸涩味道浓郁的葡萄酒当作调味品的一种了，就象他们吃面包的时候一定要用果酱、蜂蜜涂抹一样，吃什么肉配什么葡萄酒，古里古怪五花八门的穷讲究一大堆，总之就是不会拿葡萄酒当酒喝。真是毫无情趣的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