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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万斯先生，这不是我们办事的方式。在这个国家里没有你的藏身之处。是你杀死的普莱斯考特，对不对？”
“是的，先生，而且判了五年，虽说是他先抽枪的。判了五年，而我应该得的是一个盘子大的奖章。谁也看不出普莱斯考特的伪钞与英国银行钞票的区别，要不是我除去了他，他会使伪钞充斥市场。我是唯一知道他在什么地方造伪钞的人。我到这儿来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当我发现这个收藏破烂儿的怪姓氏的人蹲在这儿死不出去时，我只好设法叫他挪开，这有什么可怪的呢？也许我除掉他倒更明智一些，那很容易。但我是一个软心肠的人，除了对方也有枪，我从来不开枪打人。你说吧，福尔摩斯先生，我有什么错儿？我没动这个机器。
我没伤这个老古董。你抓得住我什么错儿？”
“只是蓄意杀人而已，〃福尔摩斯说，“但这不是我们的业务，下一步有人办理。我们要的主要是你这个善辩的人身。华生，挂警察局。他们有准备的。”
以上就是有关杀人能手伊万斯以及他编造的三同姓的事实梗概。后来我们听说那个老主顾禁受不住梦想破灭的刺激而精神失常了，最后进了布利斯克顿的疗养院。查出了普莱斯考特印钞设备，这对警察局来说是值得庆祝的事儿，因为他们尽管知道有这套设备，但在他死后却始终无法发现它。伊万斯确实立了功，使好几个情报人员可以安心睡觉了，因为这个造伪钞者是一个对社会有特殊危害的高明罪犯。他们几位是颇愿替伊万斯申请那个盘子大的奖章的，可惜法庭不那么欣赏他，于是这位杀人能手就又回到了他刚被放出来的那个地方。
新探案（1）皮肤变白的军人（1）
我朋友华生的某些想法虽然为数有限，却是执拗得出奇。很久以来他就一直在撺掇我自己写一篇办案记录。这也许是我自找的，因为我总是借机会对他指出他的描述是多么肤浅，并且指责他不严格遵守事实和数据，而是去迁就世俗的趣味。“你自己来试试吧！〃这就是他的反驳。而轮到我提起笔来的时候，我也不得不承认，内容确乎是必须以一种吸引读者的方式来加以表达。下面记录的这件案子看来必然会吸引读者，因为它是我手里最稀奇的一件案子，而碰巧华生在他的集子里没有收进它。谈到我的老朋友和传记作者华生，我要在此说明，我之所以在我微不足道的研究工作中不嫌麻烦地添一个同伴，那不是出于感情用事和异想天开，而是因为华生确有其独到之处，但出于本身的谦虚以及对我工作的过高评价，他忽略了自己的特色。一个能预见你的结论和行动发展的合作者总是有危险性的，但如果每一步发展总是使他惊讶不止而未来总是使他迷糊，那倒确实是一个理想的伙伴。
根据我笔记本上的记载，那是在一九○三年一月，即布尔战争刚刚结束之际，詹姆斯·Ｍ·多德先生来找的我。他是一个魁梧挺拔、精神饱满、皮肤晒黑的英国公民。当时，忠实的华生由于结婚而离开了我，这是在我们交往过程中我所知道的他唯一的自私行为。当时我是一个人。
我的习惯是背靠窗子坐，而请来访者坐在我对面，让光线充分对着他们。詹姆斯·Ｍ·多德先生似乎不知道怎样开场。我也无意引导他，因为他的缄默给我更多的时间去观察他。我觉得使主顾感到我的力量是有好处的，于是我就把我观察的结论告诉了他一些。
“先生，看来您是从南非回来的。”
“不错，不错，〃他惊讶地回答道。
“义勇骑兵部队，对不对？”
“正是。”
“一定是米德尔塞克斯军团。”
“完全正确。福尔摩斯先生，你真是魔术师。”
我对他的惊讶微微一笑。
“如果一位健壮的绅士进我屋来，肤色晒得黑的超过了英国气候所能达到的程度，手帕放在袖口里而不是放在衣袋里，那就不难决定他是从哪儿来的。你留着短须，说明你不是正规军。你的体态是骑手的体态。至于米德尔塞克斯么，你的名片上说你是思罗格莫顿街的股票商，你还能属于别的军团吗？”
“你真是洞察一切。”
“我和你看到的东西是一样的，只是我锻炼出来了，对所见到的加以注意而已。不过，你当然不是来跟我讨论观察术的。不知在图克斯伯里旧园林那儿出了什么事？”
“福尔摩斯先生！你——”
“没什么奇怪的，先生。你信上的邮戳是那里的，既然你约我见面是如此急迫，那显然是出了什么关系重大的事儿了。”
“不错，确实是这样，不过信是下午写的，从那会儿以来又发生了许多事情。要不是埃姆斯沃斯上校把我给踢出来的话——”
“踢出来！”
“哎，差不多。这是个硬心肠的人，这个埃姆斯沃斯上校。他当年是个最厉害的军纪官，而且那是一个流行骂人粗话的时代。要不是看在戈弗雷的面子上，我绝不会容忍老上校的无礼。”
我点燃烟斗，往椅背上一靠。
“你能否解释一下你说的话。”
我的主顾讽刺似地笑了。
“我已经习惯地认为不用说明你就已什么都知道了，〃他说道。〃我还是把事实情况都摆出来吧，我真希望你能告诉我这些事情到底说明什么问题。我整整一夜没合眼在拼命想这事儿，却越想越觉得莫名片妙。
“我一九○一年一月参军的时候——那是整整两年以前——戈弗雷·埃姆斯沃斯也参加了我们中队。他是埃姆斯沃斯上校的独生子，上校是克里米亚战争中维多利亚勋章获得者，儿子有着战士的血液，所以参加了义勇气兵。在整个军团里也找不出比他强的小伙子了。我们成了好朋友，那种友谊只有在同甘共苦之中才能形成。他是我的伙伴——这在军队中是不寻常的友谊。在一年的艰苦战斗生活中我们同生死共患难。后来在比勒陀利亚界外的戴蒙德山谷附近的一次战斗中，他中了大号猎枪的子弹。我接到从开普敦医院发出的一封信，还有从南安普敦寄的一封信。后来就没有下文了，音信全无，福尔摩斯先生，六个多月没有一封信，而他是我最知己的朋友。
“战争结束以后，我们大家都回来了，我给他父亲写了一封信问戈弗雷在什么地方。没有回音。我等了一阵子，又写了一封信。这回收到了回信，又短又干，说是戈弗雷航海周游世界去了，一年也回不来。就是这么几句话。
“福尔摩斯先生，这没法儿让我安心。这事儿透着稀奇。他是一个够朋友的小伙子，绝不会就这么随便把知心朋友给忘了。这不象他的行为。碰巧我又听说他是一大笔遗产的继承人，他和他父亲的关系又不是那么总合得来。有时候这位老头儿有点压人，而戈弗雷的火起又有点大。我不能相信那封回信。我非得问个水落石出不可。谁知不巧我自己的事儿由于两年不在家也得清理一下，所以直到上星期我才开始办戈弗雷这档子事儿。不过，既然我要办这个事儿，我就把别的事一股脑儿都给放下了，非办完它不可。”
詹姆斯·Ｍ·多德先生似乎是那种人，你最好跟他做朋友而不要跟他做对头。他的蓝眼睛直盯着人，方形下巴绷得很紧。
“那么，你采取了什么步骤？〃我问他。
“我的第一步是到他家——图克斯伯里旧庄园——去亲自看看到底是怎么个情况。于是我先给他母亲写了一封信——因为我对他父亲那个丧气老头子不耐烦了——而且来了一个正面攻击：我说戈弗雷是我的好朋友，我可以告诉她许多我们共同生活的有趣情况，我路过附近，能否顺路拜访一下？诸如此类等等。我收到一封相当热情的回信，说可以留我过夜。于是我星期一就去了。
“图克斯伯里旧庄园是个偏僻地方，无论在什么车站下车都还有五英里的距离。车站又没有马车，我只得步行，还拿着手提箱，所以傍晚才走到那里。那是一座曲曲折折的大宅子，在一个相当大的园子里头。我看这宅子是各个时代、各种建筑的大杂烩，从伊丽莎白时期半木结构的地基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