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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早期革命活动的时候，就正是这样出色地开始进行了这种特殊困难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他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就是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方法，他随时随地联系着当前革命的实践，对周围的具体的社会情况作具体的分析，这就是用他自己后来常说的“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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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早年的道路１２
阶级分析的方法，去研究、判断客观情况和考察、集中革命实践经验，以求得工作方法和方针。“
从他早期革命活动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他的实践家的身份超过理论家的身份；他总是用自己的行动来证实自己的设想，用革命的实践来证实革命的理论，即“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
（《实践论》）
，从而使两者不断发展，永远前进。他在每个工作阶段中，都站在最前面最重要的岗位上，埋头工作，不事喧哗，接触实际最多，联系群众最广，对革命操心最切，思虑最深，既丝毫没有陈独秀这类人的书呆子的习气，又丝毫没有王明之流的纨袴子弟的习气。因此，从创造党起，即成为我党最卓绝的代表。
从五四运动开始直到工人运动和后来的农民运动，毛泽东为党培养了最早的一批从知识分子、工人和农民出身的干部。他们在这位非凡的领袖的培养和熏陶下，具有为革命不怕牺牲的精神，独立的工作能力，密切联系群众的习惯，埋头苦干和实事求是的作风。没有这样一批坚强的骨干及其影响下的广大群众积极分子，则大革命失败后的秋收起义和井冈山的斗争，就是不可能的。
正是这批干部和安源、长沙、水口山等地的工人和后来的平江、浏阳等地的农民，成为这支“星星之火”的武装的基础之一。
关于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本书所叙述的材料自然还是不很完整的，但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和毛泽东思想，经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培养后，在他的早年——３０岁以前就已开始扎扎实实在中国这块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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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毛泽东早年的道路
地上生长起来。它们是中国的东西，又是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的东西。
本书结束时，１９２３年的书中主人翁——３０岁的毛泽东，这个出现在中国现代历史面前的即将影响并在后来主宰过中国之命运的人物，读者已经看到，除开还不是军事家之外，其他特质是很清晰的：首先是一个讲究实际的革命家和政治家，也是一个组织家和策略家；此外，还是哲学家（思想家）或哲学嗜好者；一个好老师、好报人（主笔兼编辑兼记者）
，这两者是他的生平志愿；还是才华横溢的文章家（古文、时文都擅长）和浪漫气质的诗人。他已初步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暴力革命论，然而读过的马列经典著作还很有限。
他博览群书，尤好文史哲，熟悉中国文化典籍和民间小说。他的性格特别倔强，我行我素，好斗好胜，以斗为乐，决不服输；他意志坚定，吃苦耐劳，具有勇往直前，天不怕，地不怕，敢做超乎常情的奇行异举。他来自下层，熟悉下层，不是书香子弟，而是农民的儿子，同农民有深厚的感情。
他对一切事物有自己的看法，善于独立思考，多谋善断，决断专行，尤好自行其是。
因此，希望读者认识３０岁以前的早年毛泽东后，从而学习克服千难万险、走向胜利的中年毛泽东，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时，他５６岁，到１９５７年６４岁；更进而探讨逐渐走下坡路的晚年毛泽东，在１９７６年８３岁去世之前，为什么还要说“我生平做了两件大事”
：打败了蒋介石和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从他个人来说（当然个人离不开环境，主观与客观是互相影响与制约的）
，自有其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向原因。
历史有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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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早年的道路３２
性和必然性，必然性是通过许多偶然性反映出来的。研究毛泽东，学习毛泽东，鉴戒毛泽东，是当代也是后代中国人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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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通国学”与评说孔子
从现在保存的信件、文章、读书笔记等来看，毛泽东在第一师范读书的前期，较多的时间在读古文和中国古典经籍。这同康有为、梁启超，尤其是杨昌济的影响有关。同时四书五经自幼多能背诵，也便于钻研。
１９１６年《新青年》在北京出版之后，他读书的兴趣就被该刊所倡导的新思潮和《伦理学原理》二元论哲学等吸引去了。
但从中西文化之间的关系来说，他并没有完全排斥中国的儒家学术，而是直到五四运动后组织赴法勤工俭学时，仍认为“略通国学大要”
，是自己读书和研究国情方面应当做到的。
关于国学常识的重要，以及如何获得这种常识，当时毛泽东跟朋友的通信中有不少反映。
１９１５年６月２５日致湘生的信中说：“如言自修，吾举两人闻君。其一康有为，康尝言，吾四十岁以前，学遍中国学问；四十岁以后，又吸收西国学问之精华。其一梁启超。梁固早慧，观其自述，亦是先业词章，后治各科。盖文学为百学之原，来日之中国，艰难百倍于昔，非有奇杰不足言救济，足下幸无暴弃。”
这里说得很清楚：要有奇杰才能救国，而奇杰必通中西学术，首先要通国学。
１９１５年９月６日致萧子升信，开头即说：“仆读《中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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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通国学”与评说孔子５２
曰博学之。朱子补《大学》，曰：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至乎其极。表里精粗无不到，全体大用无不明矣。其上孔子之言，谓博学于文，孟子曰博学而详说，窃以为是天经地义，学者之所宜遵循。“这是一封很长的信，信中介绍萧读《群学肆言。缮性篇》，谈专通之先后与各科研究法等。然后又谈到”尚有其要者，国学是也“。经史子集”四部之篇，上下半万载之纪述，穷年竭智，莫殚几何，不向若而叹也！“
“顾吾人所最急者，国学常识也。昔人有言，欲通一经，早通群经。今欲通国学，亦早通其常识耳。首贵择书，其书必能孕群籍而抱万有，干振则枝披，将麾则卒舞。
如是之书，曾氏《杂钞》其庶几焉。是书上自隆古，下迄清代，尽抡四部精要。“毛泽东认为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比姚鼐的《古文辞类纂》要好，因为后者只侧重辞章，而前者增加了经世济民的经济，对历代治乱兴衰的原委都能有所接触：”国学者统道与文也。
姚氏《类纂》畸于文，曾书则二者兼之。“
曾国藩一生标义理而主经世致用，还在北京做官时，即重经济之学。
“经济不外看史”
，这是他的老师唐鉴之言。因此曾对史学极为爱好（在军营中每天要读１０页史书）
，造诣也极深。钱穆说，“曾国藩又增经济一目，经国济民，正为治平大道，即政治学，与近人以财货为经济者大异其趣。”怎样获得国学的常识呢？信中说：“为之之法，如《吕刑》一篇出自《书》，吾读此篇而及于《书》，乃加详究焉出于《书》者若干篇，吾遂及于《书》全体矣。他经亦然。
《伯夷列传》一篇出于《史记》，吾读此篇而及于《史记》，加详究焉出于《史记》者若干篇，吾遂及于《史记》之全体矣。他史亦然。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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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略通国学”与评说孔子
于‘子’者，自一‘子’至他‘子’。出于‘集’者，自一‘集’至他‘集’。于是而国学常识罗于胸中矣。此其大略也。
为学最忌一陋字，行此庶几或免。仆观曾文正为学，四者为之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