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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２庐山会议的教训
当的集体中经过充分的讨论，容许不同观点的无拘束的争论，以便比较全面地反映党内外群众的各种意见，也就是比较全面地反映客观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各个侧面。每个领导者都必须善于耐心地听取和从容地考虑反对的意见，坚决地接受合理的反对意见或者反对意见中的合理部分；对于由正确动机，按正常程序提出任何反对意见的任何同志，必须继续和睦无间地去共事，绝不要采取排斥的态度。只有这样，才会有真正的而不是形式的集体领导，才会有真正的而不是形式的党内团结，党的组织和事业也才会日益兴旺“。
八大隔了三年了，这段话人们可能淡忘了；可是４月上海会议才过去两个月，关于提倡海瑞精神——敢于犯上直言，关于“有时真理掌握在一个人手里”
，关于“李锐怕鬼”
（说李锐上书的胆子还不大，内容写得太简略，实有赞扬之意）的话，都还言犹在耳。然而，朝令可以夕改，喜怒可以无常。拿出一顶“敌对阶级”
、“右倾机会主义”的大帽子，这些全党刚刚听到的话，就统统不作数了！
（五）
庐山会议还推动了个人崇拜的发展。
关于反对个人崇拜，邓小平在八大修改党章的报告中，特别说到苏共二十大的一个重要功绩，就是告诉我们，把个人神化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坚持集体领导原则和反对个人崇拜的重要意义，对于各国共产党员产生了巨大影响。
“很明显，个人决定重大问题，是同共产主义政党的建党原则相违背的，是必然要犯错误的，只有联系群众的集体领导，才符合于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才便于尽量减少犯错误的机会。”
“同过去剥削阶级的领袖相反，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不是在群众之上，而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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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之中，不是在党之上，而是在党之中。“历史的不幸是，几年之间，社会主义改造，反右派斗争都没有遇到什么抵抗，顺利进行，真可说是”接二连三的胜利“
，使毛泽东日渐骄傲起来。
１９５８年３月，成都会议上，毛说过这样一些话：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个人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把崇拜真理同崇拜个人相互混淆，毛的这种说法，实际上为对他本人的个人崇拜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自延安整风运动之后，由于毛泽东多年来领导的正确，他对中国革命的丰功伟绩，为全党所公认；也由于客观环境需要树立党的领袖的威信，在宣传上我们确实长期习惯于把党的领袖说成只是毛泽东一个人，而从来不讲领袖是一个集体；把中国革命理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说成只是毛泽东一个人的贡献，而不讲也包含集体智慧的结晶；把一切成就归功于毛泽东个人，很少讲党和人民群众的作用；把领袖说成是绝对正确的，更不讲领袖也会有缺点，也可能犯错误，等等。
长期这样宣传的结果，个人崇拜就自然成为顺理成章之事。当然，中国几千年封建主义宗法伦理观念和小农经济的影响，几十年在农村环境和农民战争的影响，在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中，理所当然把毛泽东看做是中华民族的大救星，谁都衷心乐意高唱《东方红》。
包括从青少年时期就投身推翻封建统治的一些老革命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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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革命意识中也难免受传统伦理思想的束缚。更何况那些别有用心的人。
１９５８年３月成都会议上，当时的华东局第一书记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就提出：“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
“正确的个人崇拜”之说，自然得到了党内高级干部的赞同，可以说，当时都是以推行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为荣的。
７月２３日，毛泽东对彭德怀的批判发言中，讲到“始作俑者”时，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情，深感彭德怀上书言事伤了毛主席的心。
老帅劝说彭德怀作检讨时，这样说道：主席在时，你尚且如此，若主席不在了，谁还管得住你。
这种党内以个人是非为是非，不提倡独立思考，讲义气而不讲真理，大家确是安之若素的。
因此，在全会闭幕后的第二天，刘少奇又向全体与会者，专门讲了一下对革命群众运动的态度和个人崇拜的问题，说苏共二十大后，我们党内也有人学赫鲁晓夫，搞反对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从而批评了彭德怀，认为这实际上是对于党、对于无产阶级革命和人民事业的一种破坏力。
神仙会阶段，尽管对“左”倾错误认识的深度不同，但当时头脑清醒的人包括大区负责人，应当说是占多数的。不仅彭德怀、张闻天、周小舟等是如此，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也都发了言，表了态。直到７月２３日前，周恩来一直召集国务院各部负责人和地方负责人开会，算细帐，抓调整。除开毛泽东立意要反彭德怀的右倾，剪除这一“历史隐患”之外，以柯庆施、李井泉、康生为首的一些人，都触动不得，一触即跳，他们决不服输，过于护短，过于保护自己，他们还到毛泽东面前进谗言，加油添醋，渲染上纲，说“人都被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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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怀拉过去了“。
这也就促成毛泽东主观武断：彭德怀这回要“挂帅反毛”
，是“魏延反骨”作怪了。林彪上山之后，虽讲话次数不多，也没有在大会上慷慨陈词，张牙舞爪，但他三言两语，起了批彭定调的作用。庐山会议后，林彪当上了国防部长。之后，就进一步推动个人崇拜的发展，终于使这个野心家在“文革”期间有大肆活动的机会。无情的历史说明：没有监督、制衡的民主机制，个人迷信、个人崇拜的后果，就是一旦领袖犯了错误，就必然导致全党跟着犯错误，造成全局性的错误。
（六）
庐山会议给国民经济造成的损失，比当年给政治生活造成的危害更为直接。在“反右倾、鼓干劲”精神鼓动下，各地不顾“大跃进”运动已经产生的严重比例失调和农业出现的危机，仍盲目坚持继续跃进，使国民经济日益紧张，造成严重的饥荒。突出表现为：农业生产大倒退。根据后来的统计，１９５９年，全国农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１３。
６％，粮食实际产量只有３４００亿斤，比上年减产６００亿斤，仅为最后调整计划的６２％。棉花、糖料、油料、生猪等主要农产品也都大幅度减产。重工业继续追求高指标。
１９５９年，重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４８％以上。钢产量达１３８７万吨，比上年增长７３。
４％，生铁达到２１９１万吨，增长６０％。原煤、机床、发电量等也大幅度增加。
１９５９年，在工农业总产值中，重工业的比重由上年的３５。
２％，提高到４３。
８％，与此相反，农业的比重由３４。
３％降到２５。
１％。基本建设战线进一步拉长。
１９５９年全国基建投资在上年急剧膨胀的基础上，又增加了８１亿元，增长３０％，总投资规模达到３５０亿元。由于基本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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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线长，投资效果差，新增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只有６９。
２％，比投资效果已经相当差的１９５８年还低５。
６％，积累率异常膨胀，由上年的３３。
９％，猛增到４３。
８％，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高的一年。积累额增加致使消费额比上年减少了２２亿元。人民生活水平明显下降。
１９５９年，粮食总产量比上年减少１５％，而粮食征购量却比上年增加１４。
７％，农民口粮大幅度减少。全年平均消费水平由上年的８３元降到６５元，下降了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