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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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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2庐山会议的由来

    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则认为需要50年时间。周恩来也说过,中国工业化是十年、二十年的问题,欲速则不达,必须稳步前进。

    但是从1955年下半年批评农业合作化的“小脚女人”开始,毛泽东就认为各项建设事业应当大大加快,应当不断批判右倾保守思想,以农业改造速度促进工商业和手工业改造速度,并在总结苏联经验教训后,在社会主义建设上开始提出“多快好省”的方针。因此,1956年三大改造的完成就过快过粗,十五年的计划三年完成了(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当时对此种快速进度尤其经济建设上的加快速度,党中央领导内部的意见是并不完全一致的。

    1956年初,周恩来提出过,既不要犯右倾保守又不要犯盲目冒进的错误。

    1957年的经济建设是健康发展的,国民收入有所增加,消灭了财政赤字。直到八大会议上,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李先念等,都对克服急躁冒进做了工作。这次会议制定了一个合乎实际情况的经济发展计划,注意到综合平衡,压缩了基建规模,控制了过高的增长速度。但毛泽东认为1957年的增长速度低于1956年的增长速度,出现了马鞍形,反冒进反错了,是属于方针路线性的错误。他还认为反冒进使右派钻了空子,将经济与政治联系起来,说这是吹了一股阴风,把多快好省、农业纲要四十条和“促进委员会”吹掉了。于是,从1957年10月三中全会开端,不断批判右倾保守,实际上否定了八大制定的正确路线。经过1958年的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和广州会议,为“大跃进”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理论准备。南宁会议上,指名批评了周恩来和陈云的反冒进泄了六亿人民的气,是犯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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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庐山会议的由来112

    右派不远的政治方向的错误。从此,“反冒进”的声音噤若寒蝉。

    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周恩来、陈云等被迫在大会上作了检讨。会上指责对“大跃进”

    、高指标抱怀疑态度的人为“观潮派”

    、“秋后算帐派”

    ,号召在全国“拔白旗,插红旗”。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二五计划指标,比八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工业方面普遍翻了一番以上,农业方面普遍提高了20%到50%。

    钢从1200万吨提高到300万吨,煤从2亿吨提到4亿吨,粮食从500亿斤提到700亿斤。这样,全党从上到下,形成一种普遍看法:社会主义革命完成后,在建设方面,左比右好,只准反右——反保守,不准反左——反冒进;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快是多快好省的中心环节;争速度,抢时间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方针。从而以“苦战三年基本改变落后面貌”为口号,动员全国人民;以“破除消极平衡论”

    ,“树立积极平衡论”

    ,为经济高速发展的理论。

    “以钢为纲”

    ,“三大元帅(钢煤粮)升帐”

    ,“两个先行官(交通、电力)开路”

    ,大搞群众运动,小土群遍地开花等等,成为实现高速度、“大跃进”

    的具体方法。

    到了8月北戴河会议,要求当年钢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

    二五指标比三个月前的八大二次会议,又普遍翻了一番以上,1962年比1957年的工农业指标,要几倍、十几倍地增长,年平均增长速度为40%以上,基建投资年增长50%以上。

    1962年指标,钢变为1亿吨,煤为11亿吨,粮食为1500亿斤。八大二次会议提出的七年赶上英国、十五年赶上美国的口号,到北戴河会议,就分别改为三年和十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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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庐山会议的由来

    1958年初,毛泽东就开始构想未来中国理想的蓝图。三四月间,先后同陈伯达、刘少奇谈过“乡社合一”和公社的问题,4月间中央正式发出“小社变大社”

    的意见。

    7月1日,陈伯达在北京大学作《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的讲演,首次公开了毛泽东对未来中国社会的总体方案:“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渐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

    、农(农业)

    、商(交换)

    、学(文化教育)

    、兵(民兵即全民武装)

    组织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这个讲演随即在《红旗》发表)

    8月初在参观河南、山东的人民公社时,毛泽东向报社记者说了句“人民公社好”之后,全国转瞬之间就公社化了。

    这是“大跃进”的产物,是与之相适应的组织形式,也是所谓改变旧的生产关系以解放生产力的结果。当时确实从实践到理论都这样认为:只要不断改变生产关系,提高公有化程度,便可以不断加快速度,大大提高生产力。北戴河会议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还同共产主义联系起来,明确说到,这首先是为了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的速度,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做积极准备;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三四年或五六年之事;应通过公社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由于有了大公社这种政社合一,熔工农商学兵于一炉的组织,决议认为:“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的事情了。”

    毛泽东这时正式谈到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问题,设想公社应当实行平等的分配,无甚差别的物质生活;还谈到进城以后,改供给制为工资制是失策,是倒退,是向资产阶级让步。随后,全国一哄而起,农村大办公共食堂,实行吃饭不要钱的供给制。城市公社也认为是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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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庐山会议的由来312

    由于高举三面红旗,高指标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共产风等,随着很快在全国刮起来了。

    1958年6月份开始,河南放小麦亩产卫星从200多斤放到700多斤。接着是湖北等省放水稻卫星,亩产多少万斤的消息,《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作通栏套红标题。安徽、江苏、湖北、河南宣布为早稻千斤省。四川、河南、安徽、甘肃四省人均粮食产量,宣布超过千斤。随后就放钢铁卫星。日产生铁,先是河南鲁山10吨,禹县400吨,接着是广西鹿寨20万吨,广东87万吨,后来河南三天300万吨。徐水县三个月苦战,基本消灭了水早两灾。

    河南半年实现了水利化。

    有的地方四十天实现绿化,实现“四无”

    (无麻雀、苍蝇、老鼠、蚊子)。凡事都“化”

    :“车子化”

    、“滚珠轴承化”

    、“绳索牵引(耕地)化”

    、“机械化”,凡事“全民大办”

    :全民办钢、办电、办铝、办煤窑、办铁路、办教育、办大学、办哲学、办文艺、办体育,直到全民写诗,人人当作家。

    建成第一座实验性原子反应堆,就说成是我国已跨进了原子能时代。总之,一切大跃进,比学赶帮超。

    当然,三面红旗是由急于求成的思想而来的。急于求成是为了迅速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状态。穷则思变,所谓一穷二白正是“大跃进”的动力。中国百年落后总是挨打;“开除球籍”的危机感和紧迫感;三次大战的阴影在笼罩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人家看不起我们,主要是由于我们钢铁、机械、粮食少了”

    ,这种种因素,都驱使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谋求尽快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同时为世界的持久和平、人类的进步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当年此种雄心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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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2庐山会议的由来

    志和满腔热情,确实感动了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

    新中国成立前的28年,在中国这样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东方农民大国,毛泽东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取得革命的胜利,确实难而又难,尤其是要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错误领导作斗争,最为不易;其实践和理论的正确,举世公认。在漫长的28年中,历经无数艰难曲折,可以说,毛泽东从不轻敌,始终是兢兢业业,谦虚谨慎的。

    如在军事上,从不言决战,直到辽沈战役之后,才准备与敌人决战。当然,这也同头顶三座大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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