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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蒋介石邀请毛泽东赴重庆参加和平谈判，他的如意算盘是企图利用和谈来达到两个目的：一是有利于嫁祸内战责任于中共。如果毛泽东不来重庆，就可以给共产党安上个拒绝和谈、蓄意内战的罪名，将战争责任推到中共身上，使自己处于有利的政治地位（蒋介石自信毛泽东本人是不敢冒险赴渝的）；如果毛泽东真的冒险来了，就让给中共几个内阁职位，迫使其交出解放区，交出军队，这样他最后剿灭赤手空拳的共产党就易如反掌。二是有利于赢得发动全面内战的准备时间。如果中共赴渝和谈，可以用谈判来取得调兵遣将的必需时间，而这些时间对于军力远远超出共产党军队的国民党军来说是极为重要的。
3．美国“一边倒”的对华政策
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国对华究竟采取何种政策，具体地说是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采取何种政策，这对于战后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将产生至关紧要的影响。
二次大战的硝烟散尽，中国局势却一直剑拔夸张。
自1945年4 月12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因脑溢血逝世后，在最高法院院长主持下，副总统杜鲁门宣誓就任总统。当时，全世界都在关注和担心他能否继承罗斯福的伟大事业。然而，他与前总统罗斯福相差太大了。他的经历，甚至连相貌都使人感到失望。
杜鲁门没有受过高等教育，讲起话来既像密苏里州的村野粗人，又像个炮兵队里的炮长。他看起来不像一个政治家，倒像个银行职员或者服饰商店的小伙计。
但是，富有自知之明的杜鲁门懂得如何使用职权，知道为什么有的总统会成为坚强有力的首脑，而有的却软弱无能。7 月初。他乘坐美国巡洋舰奥古斯塔号赴欧洲，与邱吉尔和斯大林在已经投降了的德国波茨坦会晤。
在会面中，身高只有5 英尺10英寸的杜鲁门发现邱吉尔和斯大林两位巨人都比他矮，照相时他俩都喜欢站在高一级台阶上同他一起合影。杜鲁门大为诧异，他似乎因此增强了自信心。在波茨坦期间，杜鲁门获悉美国的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他毫不犹豫地下令向日本投放，以促使这个该死的东亚帝国早日投降。在横渡大西洋回国途中，他得到报告：8 月5 日，第一颗原子弹在广岛爆炸，造成了巨大破坏；四天后第二颗原子弹在长崎爆炸。果然，8 月14日，日本投降了。更令人瞩目的是，二战后，杜鲁门使美国经济平稳地从战时状态转向和平建设时期，并没有因战争影响而造成经济萧条，这在美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随着大战的结束，人们的眼光开始转到战后的世界上来。
此时的杜鲁门不停地注视着战后国际形势的演变。猖撅一时的法西斯主义和势力没落了，并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在新的全球性政治格局里，美国从战前有实力而无名分转为战后的既有名分又有实力的霸主地位，它与苏联这个社会主义的庞大国家无论在欧洲或者是在亚洲都形成了两大国际势力的对峙局面。
在中国这块最关键而又最敏感的土地上，内战正迫在眉睫。复杂的是，经过二次大战，中国国内的民主力量增长，社会主义力量得到壮大和发展，中国内战的结局不仅有一个政治领导权转移的问题，而且有一个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交替的问题，因而也是这一地区今后国际政治力量的较量和平衡的问题。这个问题对于美国而言是关系到其战后在亚洲确立霸主地位的大问题，杜鲁门当然不会掉以轻心。然而，如果由美国明目张胆地卷入中国内战，帮助蒋介石消灭共产党、消灭毛泽东，这是冒天下之大不违的事。同时二战刚结束，立即武力干涉别国，也与美国的国际形象所不合。因此，如果直接出兵中国，美国会在国内外遇到太多的麻烦，可能会付出沉重的代价。但是眼睁睁看着这位昔日的盟友由于专制而被共产党和人民一步步推倒垮台，那也是杜鲁门所不愿看到的。此时的杜鲁门一直在搜索枯肠，思考着如何在中国实现一个“伟大的美国梦想”。
杜鲁门虽然没有上过大学，但其历史知识并不缺乏。他记住了先贤们的“中国梦”。自美西战争开始，美国十字军就扛着代表了“最广泛的自由、最纯洁的基督教和最先进的文明”的星条旗，踏上了向西扩张的征途；正当美国兴冲冲地准备跳上中国大陆大干一场时，却迎头碰上了列强在中国掀起的割地狂潮。在这场弱肉强食的混战中，美国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以便在无力参与瓜分的条件下，从列强向中国的勒索中分得一杯羹）然而，自日俄战争结束后，美国被沙俄和日本携手排挤出中国东北大门之外。到了本世纪30年代初，日本侵华更是把美国苦心经营的华盛顿体系搅得七零八落。此后，美国的绥靖幻想，又使美国在亚太地区形成不死不活的局面达10年之久。直到1941年12月日本发动“珍珠港”事件后，美国才庄严地对这个弹丸小国宣战了，并大幅度地调整了远东政策，决心最终打败日本，取得对远东的支配权，以保证美国在这里的繁荣发展的前景。
杜鲁门一直牢记着他的前任罗斯福的对华策略。罗斯福在致力于粉碎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的同时，一方面时刻警惕苏联势力在战后“从亚洲东北部向外扩张”，另一方面，又对犹如蓄势欲发的火山一样的亚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忧心忡忡。
这是当时美国处理亚洲事务中的两大难题。
1943年罗斯福把先人“门户开放”的对华政策发展为“使中国成为强大的国家”的新对华政策，以便使中国成为支撑美国在远东的主导地位的台柱子，成为抵消苏联力量的有用的平衡力量。这一决策既然定下来了，罗斯福便不遗余力地在国际上把中国塑造成美国想象中的形象。1942年1 月，在莫斯科美英苏三国外长会议期间。美国国务卿不断向苏联外长施加压力，迫使苏联承认美国赐给蒋介石的头衔，使中国政府得以在四国宣言中签名。11月下旬，罗斯福、邱吉尔和蒋介石在开罗召开三国首脑会议。罗斯福又接待了“四强”大厦的第四块“基石”。自然，美国与蒋介石政府确定了双方在远东的战略关系。
问题在于，当罗斯福头脑形成“使中国成为强大国家”幻想时，美国正面对着蒋介石统治中的中国既不统一，也不民主，更谈不上强大的问题。就在罗斯福拼命树立蒋介石国际地位时，中国的国内国共两大党的危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蒋介石政权由于腐败无能及其专制独裁，也正面临极度困难。然而，由于美蒋战略关系的确立，使美国与蒋介石政权的关系逐渐失去了可供选择的余地。罗斯福认为：蒋介石虽然有缺点，但却不能取代他；而中共方面则控制着许多地区并集合着一批愿意抗日的爱国者。因此，美国的对华政策应是维持蒋介石的领导地位，通过民主的方式推动国共联合，在中国实现蒋介石领导下的统一。
自1944年10月，美国政府召回了对蒋介石政府失去信心，同时又对中共延安政权寄予较大希望的美国驻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中印缅美国空军总司令、中印空运补给司令史迪威上将，而改派美国前陆军部部长赫尔利少将赴华后，情况又有了一些细微的变化，那就是在对待中国共产党问题上。在罗斯福眼中，赫尔利是忠实于他的好老头。1944年9 月，罗任命赫为总统私人代表赴华，不久又任命他为驻华大使，全权代表总统推动上述对华政策。
可惜的是，赫尔利在执行罗斯福的调整后的对华政策时，可以说并没有完全忠实于罗斯福，他过多地偏向了蒋介石，赫氏一到中国的第二天，就对蒋介石表示，总统给他的主要任务是“维护国民政府的巩固和拥护您做中国的领袖”。随后，一方面推动国共接触，企图找到一个“以中共交出军队”为条件，给其。“合法”地位的途径。另一方面，则坚决反对向国民党以外的军事集团提供美援，赫尔利的赴华，使美国在华的主要工作目标，变得遥遥无期了。
赫尔利在1944年12月24日致美国国务卿的电报中明确提到自己来华的目的是：（一）防止国民政府崩溃；（二）支持蒋介石任共和国总统和军队统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