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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状况大体相同。
如故调整全国兵力，向我到处进攻，则对我甚为不利。如我在这方面停战，而让敌自由攻击东北，则对我党的后果是很不利的，华北之暂安局面也决不会长久的。因此我们对现在所谓和平的实际收获，须清醒的考虑之
关于东北问题，中共中央此时所采取的是“争取和，准备打”的方针。但“争取和”放在了第一位。一方面同国民党通过谈判谋求政治和平解决东北纷争，另一方面积极做好应付内战的准备。
为此，1946年二月15日，中共中央指示东北局：国民党现仍拒绝与我谈判东北问题，不承认我在东北之任何地位，他对东北我军仍未放弃武力解决方针，因此国民党军进入东北后，要向我们进攻是不可避免的。请东北局立即布置一切，在顽军进入东北向我进攻时坚决击破其进攻。必须使我在东北能击败顽军之进攻，使其武力解决东北问题之计划失败，他们才会承认我在东北之地位并和我们谈判问题。
1 月16日，中央军委复电彭真、林彪，对停战问题作了解释。电文指出：我们在月初及以前时期，能给杜以沉重打击，推动全国停战，保障和平，提高我在东北及国内国外地位是有利的。而在停战命令公布以后情况起了变化，杜聿明部又未继续进攻承德，我如主动的向杜部进攻，将受到国内外舆论的严重责备。蒋顽发动内战的责任将推在我们肩上，人民是不容易了解的，这于我是不利的。因此目前可能取得局部的军事胜利（你们来电所说杜部分散），也只有暂时放弃不向杜部进攻，以服从目前全局的政治形势东北的武装冲突前途是难以避免的，但必须坚持自卫原则，才能有理；利用时间训练军队，准备战场，在顽军进攻时给予歼灭打击才能有利。经常注意掌握有理有利这两个原则，才能立于不败地位。营口盘山胜利后，应巩固这一胜利，准备将来继续争取胜利的各种条件。
林彪是军事干部，基于其的政治敏锐性和军事指挥员特有的戒备心理，以及为了使东北人民自治军保持应有的警惕性，他于1 月15日向东北人民自治军各部队接连下达了两道命令：第一个命令是15日7 时下达的。命令：各兵团首长。
时局尚在动荡中，各部须严整战备，只有战争才能争取和平！
林彪1946年1 月15日7 时第二个命令是15日10时发出的。命令指出：各兵团首长并报东北局、中央：对于和平问题，切勿向下级指战员散布和平空气，以免解除精神武器，涣散军心民心。故只应鼓励为和平而战，为停止敌之进攻而战。
林彪1946年1 月15时10时林彪以上两令，是具有先见之明的。
在当时和平迷雾浓重缭绕的形势下，对于稳定各级指挥员的思想，保持我军各部队战斗力具有重要意义。
40．“和平民主新阶段”
1945年最后3 个月的国内局势确实复杂得让人难以琢磨。一方面，国共双方正在进行谈判，还签订了协议；另一方面，蒋介石又在玩弄阴谋，他那条藏在围裙下面的狐狸尾巴不时会露出来。对于这样一个充满矛盾的情形究竟应当如何认识呢？
毛泽东的看法是：第一，蒋介石要消灭我们，这个主意老早定了，最好是很快消灭；纵然不能做到这一点，也要使形势对我们更不利，对他（指蒋介石）更有利些。这是目前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的根本原因。第二，由于他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力量的存在和他要发动全面内战的准备还不足，因此目前的大规模军事斗争可能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和一定的时间内，还不是全面的内战，“不能把目前这种大规模的军事斗争，误认为内战阶段已经到来”。第三，“和平、民主、统一，这是我党既定方针，也是国民党被迫不得不走的”道路“。因此，毛泽东仍认为，和平是能够实现的，只要我党有明确的方针与坚决的努力。
毛泽东没有放弃和平发展新阶段的主张。毛泽东是真想“和”的。刘少奇也在电报甲说过真想和的话。自重庆返回延安的当日，毛泽东在向中央政治局谈到自己此次重庆之行的感受时曾说过：我看蒋介石凶得很，又怕事得很，他没有重心——民主或独裁，和或战，最近几个月，我看他没有路线了；只有我们有路线，我们清楚地表示要和平，但他们不能这样讲。这些话，大后方听得进去，要和之心厉害得很，但他们给不出和平，他们的方针不能坚决明确。我们是路线清楚而调子很低，并没有马上推翻一党专政。我看，现在是有蒋以来，从未有之弱，兵散了，新闻检查取消了，这是18年来未有之事，说他坚决反革命，不见得。总而言之，如同中共著名理论家。党史专家胡乔木所言，当时的毛泽东认为，蒋介石实行独裁的劲头“不大”，是“像灰尘一样可以吹掉的”。
时隔几天的10月2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过渡时期的形势和任务的指示）。这个指示着重点仍在击败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以便有利地转到和平发展的新阶段。为此，毛泽东指出：‘胸前开始的六个月左右时间，是为抗日阶段转变至和平建设阶段的过渡期间。今后六个月的斗争，是我们在将来整个和平阶段中的政治地位的决定关键。“在这一期间内，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任务，”是扩大民族民主的统一战线工作，与广大友好的及可能争取的中外人士合作，组织广大群众，发动要求民主、惩办汉奸、挽救经济恐慌、救济失业人民与援助还乡人民等项运动，并与政府当局继续谈判尚待解决的问题。“”在解放区的中心任务，是集中一切力量反对顽军的进攻及尽量扩大解放区。为此目的，除移动大量军队与干部去东北及热河等地，并在那里组织人民、扩大军队、“阻止与粉碎顽军侵人外，在一切解放区，是组织强大的野战军，有计划地歼灭向我进攻的顽军，歼灭得愈多愈干净愈彻底愈好。这是自卫的战争，我们具有充分的理由，站在有理有利的地位。解放区的一切工作，都应为这一中心任务而服务。”在这场复杂的斗争中，“必须坚持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之手段达到团结之目的这一方针，毫不动摇地争取目前斗争的胜利，以便有利地转到和平发展的新阶段。目前斗争的胜利愈伟大，和平实现的时间将愈迅速，愈对全中国人民有利。”目前国民党军队进攻的重点在华北和东北，“只要战胜与大量歼灭向华北、东北进攻的顽军，争取我党我军在华北、东北的有利地位，迫使顽方不得不承认此种地位，然后两党妥协下来，转到和平发展的新时期，这是完全必要与完全可能的。”
毛泽东为了实现和平发展的可能性，不惜动用军事手段，先后在平汉路、平绥路、津浦路进行了作战，这种打最终还是为了和，这是中共及其人民军队在1945年最后3 个月中军事上的一连串胜利，加上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一定程度上的调整，中国大地上（不合东北）出现了短暂的和平景象。
在对于中国和平的热切追求中和剧烈的忘我工作中毛泽东终于支撑不住了。11月中旬他病倒了，患的是神经系统的疾病。毛泽东自己说是“神经疲劳”症。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的师哲曾经回忆说：“十一月，毛主席的身体状况越来越令人担扰。我每天都要看他几次。他有时躺在床上，全身发抖，手脚痉挛，冷汗不止，不能成眠。他要求用冷湿毛巾敷头，照做了，却无济于事。”
经过中央书记处的其他几位领导者的坚决劝说，毛泽东最终答应暂时治疗养病。然而尽管如此，毛泽东从未间断过对时局的掌握。从毛泽东重病这一阶段中他本人起草的（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长电文里就不难发现他对时局的了解是多么的深刻，大有亲临实际和现场的感觉。
毛泽东尚未战胜病魔的1946年1 月10日，他怀着对国内和平的良好愿望，依据国共双方达成的《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定》，以中共中央主席的名义，向全党发布了停战通告：中国共产党各级委员会，中国解放区各部队首长，各级政府同志们：本党代表与国民政府代表对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之办法、命令及声明，业已成立协议，并于本日公布在案。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之一切部队，包括正规军、民兵、非正规军及游击队，以及解放区各级政府，共产党各级委员会，均需严格遵行，不得有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