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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蒋介石日子也不好过。
经过一个时期的边打边谈，蒋介石既未从谈判桌上捞到好处，也未从军事进攻中拣到便宜，相反却遭到了国内外舆论的一致反对。凡此种种均对蒋介石造成了很大的压力。特别是美国不赞成中国打内战，令蒋介石坐卧难宁。1946年1 月2 日，时任蒋介石之侍从室秘书的唐纵，在其日记中这样写道：“在前年8 月间，美国舆论对我最坏，压迫最甚；去年底杜鲁门声明，莫斯科公报，与马歇尔之来华，对于政府施用之压力，无殊前年。”“此时主席心境之痛苦，不堪言状。”在内外交困下，蒋介石终于认识到发动全面内战的时机尚不成熟，遂不得不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并再次唱起了和谈的高调。
蒋介石是不情愿的，但又没有更好的办法来参加谈判；而中共却是真心诚意地再度寻求和平的途径。不管情愿也好，不情愿也罢，既然国共两党都表示要恢复和谈，于是双方的代表又坐到了谈判桌前。随着马歇尔的使华，一度剑拔弩张的国共关系再次出现了新的转机。
12月16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飞抵重庆，其代表团成员有吴玉章、叶剑英、陆定一、邓颖超等。周恩来一到重庆就展开了强大的和平攻势。
12月18日，周恩来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说明中共代表团这次前来，一是要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二是要继续进行国共之间的谈判；强调停止内战问题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只有先不要打，不要动手，才好谈其他一切问题。同一天，“周恩来通过《新华时报）发表”欢迎杜鲁门总统的声明“的社论。这个社论指出：美国总统杜鲁门认为：（一）中国的内战必须迅速设法停止；（二）用政治协商的办法实现中国的团结、和平。民主；（三）只有在这个基础上，美国才准备以信用贷款及其他方法协助中国。我们欢迎美国总统的这一声明，相信美国总统的这一声明，将对中国时局和远东时局发生良好的影响。
周恩来充满自信心地迎接新的谈判斗争。他说：“重庆真是一个谈判的城市差不多十年了，我一直为团结协商而奔走渝、延之间。谈判耗去了我现在生命的1 ／5 ，我已经谈老了！民主事业的过程是多么艰难啊！我虽然将近五十之年了，但不敢自馁，我们一定要走完这最后而最艰苦的一段路！”
12月19日，周恩来在八路军办事处设宴招待国民党谈判代表邵力子。席间，双方就召开政协会议及停战问题交换了意见。邵力子称，中共军队必须先撤离铁路线，始谈其他。周恩来则提出，双方应立即无条件停战，迅速召开政协会议，一切具体问题如铁路线驻兵问题、进占区问题等，可以留待停战后在政协会议上讨论解决；并要求邵力子将此意见转陈蒋介石，以便重开国共谈判。
12月22日，马帅飞抵重庆。12月23日，马歇尔与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在，冶园会面。
这次会晤，重要的一点是马歇尔只希望中共接受他这位美国调解人地位，从而为他调处取得立足点。
在会见中，马歇尔介绍了他来华的使命及美国的政策，特别强调美国介人中国内部事务的必要性与合理性，要求中共方面接受他的调处。他说，美国在太平洋战争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且在太平洋地区部署了庞大的陆海空军力量，因此，有义务维护这一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他认为，中国必须谋求达成协议的基础，以便结束中国两支军队并存的局面，因为中国只要有两支军队，就意味着有两个政府即两个国家。他表示希望随时听取中共方面的意见，特别是在当前他设法了解情况的时期。
周恩来说：“马歇尔特使能来华促进中国的和平，我们非常高兴。特使刚才所说的精神是很好的。我们共产党人在战时和战后都是以这种精神来谋求中国的和平与团结的目前又出现了战争状态，这是十分不幸的。当前我们共产党所主张的就是立即停止冲突，用民主的方法解决国内的一切问题。”
马歇尔没有忘记大谈美国的民主传统。周恩来说：“我们所要求的民主与美国式的民主颇为相似，但要加以若干的中国化。美国有许多地方可供我们学习，这包括华盛顿时期的民族独立精神，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和罗斯福主张的四大自由。此外，还有美国的农业改革和国家的工业化。”
周恩来系统地阐明了中共方面的主张，表示可以接受马歇尔的调处，但明确界定了中共能够与美国合作的范围。他说，杜鲁门总统的声明是“很好的”，中共同意其“主要论点”，因为它与前总统罗斯福所提出的关于用民主方法解决中国国内一切问题的政策是“一致的”；中共主张首先立即无条件停战，然后迅速召开政协会议，改组政府，并着手筹备国民大会，颁布宪法，使中国走人“宪政的国家”。他强调，目前的中国政府是国民党的“一党政府”，它的军队也是“一党的军队”，所以迫使中共拿起武器自卫，于是便有了“两个军队存在的事实”；中共一向是主张军队国家化的，但这个国家必须是一个有宪法的国家，而中国现在是没有宪法的。他认为，目前可以先通过政协会议产生一个“临时性的民主联合政府”，然后再“改革一切”，并使全国的军队在此政权下统一起来，这军队不属于任何党派，既不属国民党，亦不属共产党。同时，他还表示：“这政府当然仍以蒋委员长为主席，国民党仍将在政府中居第一大党。”在会见中，周恩来紧紧抓住杜鲁门声明中有利于中共的论点充分发挥，使马歇尔看来，中共的主张至少在形式上与其最初的设想有不少共同之处，这对争取马歇尔在此后的调处中采取较为公正的态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当送走周恩来一行后，马歇尔对中共的和谈诚意有了一定了解，他想不到自己与一位共产党高级代表的首次会晤竟然谈得如此融洽。他问身旁的一位华裔翻译：“我和将军年龄相差十几岁，信仰各异，为什么却能谈得那样拢？”翻译告诉说：“旁观者清，我想您和周将军在性格上有着某些共同之处，诸如说话明确，处事坦率等，而这些与共产主义或自由主义都是毫不相干的。”
12月27日，在马帅斡旋之下，国共谈判正式恢复。中共方面的代表为周恩来、王若飞和叶剑英，国民党方面的代表为张群、王世杰和邵力子。在会谈中，周恩来以书面的形式向国民党代表提出了无条件停战的三项办法：（一）双方下令所属部队，在全国范围内均暂各驻原地，停止一切军事冲突；（二）凡与避免内战有关之一切问题，如受降、解除敌军武装。解散伪军、停止利用敌伪、驻兵地区、恢复交通、运兵及解放区、收复区等问题，均应于军事冲突停止后，经和平协商方法解决；（三）为保证第一项办法之彻底实现及第二项办法之顺利进行，应在政治协调会议指导下，组织全国各界内战考察团，分赴全国发生内战区域进行实地考察，随时将事实真相提出报告，并公布之。
国民党代表虽口头表示将考虑中共的建议，但迟迟定不下来，没有回音。
国民党方面的拖延态度，激起了国内民主人士的强烈不满。12月30日，民盟主席张澜致函国共双方谈判代表，呼吁两党在1946年元旦下令所属一切军队停止武力冲突，所有问题均得提交政协会议解决。信中说：“全国人民厌战苦战，欲出水火久矣。双方既经迭次会商停战，际此履春伊始，咸与维新，同人等基于国人公意，敬掬致诚，为此迫切建议，希望转达当局，迅于鉴纳施行，是为至盼。”次日，周恩来等复信转述中共向国民党方面提出的书面建议，说明“自此意见提出以后，迄今未见政府方面具体答复，现正催促当局，速求实现”，表示“际此献岁发春，百象更始，尤宜改弦易辙，以达民主和平，此实全国人民之公愿也”，“所示明岁元旦国共双方下令所属军队，即日停止武力冲突，恩来等完全同意。”中共方面的立场得到了民主党及各界人士的理解与支持，而国民党则在政治上陷入了被动。
马歇尔对国民党的强硬态度也颇表不满。12月叨日，他会见国民党代表，向他们施加压力，要求他们放弃“相当不妥协的立场。”
在国内国际多方压力之下，经蒋介石批准同意，于12月31日由王世杰出面向周恩来正式递交了国民党复文，并说明蒋介石已经决定于1946年1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