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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为确保政治民主，提出国民大会的代表应根据民主原则重新选举，抗战前国民党一党包办“选出”的代表宣布无效；蒋介石则坚持现有国大代表继续有效，但中共方面可考虑酌量增加代表名额。
事实证明，时代进步了，但蒋介石那落后的、顽固的封建政治思想观念没有多少变化。与抗战胜利前国共两党的谈判立场相比，国民党方面的僵硬立场没有多少改变。
对于蒋介石这个人，毛泽东是研究得再透彻不过了。因此在思想和性格方面都作了十分充分的准备。当年担任毛泽东身边副官的蒋泽民回忆说，无论谈判多么尖锐、争执多么激烈，“毛泽东的表情是平静的，举止是从容的，讲话时语调也都是温和的”。毛泽东是在尽自己最大努力来争取走可能的和平之路的蒋介石在整个谈判中，始终是以居高临下的“一国之君”的姿态出现的。就在9 月4 日晚，当国共两党政见出现了碰撞之时，他第三次与毛泽东进行了直接商谈，并继续施加其“领袖”的“压力”。
自8 月29日下午起，至9 月2 日晚、9 月4 日晚、9 月12日中午、9 月17日中午、10月9 日中午、10月10日下午和晚上以及10月11日晨，国共两党顶级领袖毛泽东和蒋介石共进行了9 次最高级别的和平谈话。然而，“据理力争”则是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代表团的既定策略，原则是一定要坚持的，。绝不能屈服于蒋介石的压力；但要顾全大局，甚至不惜作出一定程度的让步，以换取和平的成功。
作为中国国内一大政党领袖的毛泽东此时也展示了其伟人风范。他本人并不直接参加国共两党间的具体谈判活动，而由周恩来、王若飞具体出面与国民党代表张群、张治中、邵力子直接谈判。由此形成了自9 月4 日开始至10月5 日为止的为中外所极为关注的两党间的12次正式谈判。
经过双方顶级水平的互换意见后，9 月4 日晚起周思来和王若飞在中山四路的德安里101 号与国民党代表就实质性问题展开了第一轮正式会谈。
谈判开始后，张群认为，中共方面所提请项与国民党方面的所提相距尚远，其中数点根本无从讨论。邵力子对此也认为，中共的提案对国民党“成见过重”。
对此，周恩来以其政治家和外交家的杰出审视力和口才明确告之中共已尽可能作了让步。这些让步主要为：第一，不再提出联合政府的要求，而仅仅只是要求各党派参加政府；第二是不再提出国民党认为有推翻国府顾虑的召开党派会议以产生联合政府的要求；第三是中共不再坚持普选国民大会代表的主张（当然也不放弃），并不反对参加国民大会，以此保证谈判的成功。
张群虽对周恩来所言“让步”问题表示“了解”，但仍坚持认为中共提案之第九、十两条即军队改编办法和解放区处置办法蒋介石等难以接受，如实行之将与政令统一相违背，势必导致领土分裂和人民分裂。
对此，周恩来雄辩地对答到，中共之所以坚持解放区解决办法的主张，主要因为：一是中共已对国民大会的选举作了让步；二是中共仅为少数党地位，在国民大会和政府中俱难以保持应得的政治地位，所以才坚持凡中共力量占多数的省市必须由中共担任主要行政长官的主张。王若飞补充说，今日我党客观之事实如何？即拥有。125 万军队，19个解放区政权。此种事实，如不承认，而要用武力解决，则不仅为今日国情所不容，而且为我党坚决反对。
当话题进入军队问题时，张治中声言，战后决不可再蹈军阀时代的覆辙，更不可自恃武力向中央伸手要地盘。并宣称，中共此时如放弃地盘，交出军队，则地位和声誉更高。邵力子也在一旁帮腔，总而言之，就是希望中共答应放弃根据地和军队。
一对此，周恩来义正辞严，给予有力驳斥说，国共两党已拥有武装，且有18年之斗争历史，此乃革命事实发展之结果，今日我等商谈，即在设法避免双方武装斗争，而以民主之和平方式为政治之竞争。打，是为中外情势所不容，只能以政治方式解决。周恩来反问国民党方面，我党已本此宗旨提出了解决问题之方案，不知中央对于此事的具体方案是怎样的？
由于国民党方面没有预料到毛泽东会来得这么快，所以根本没有准备好谈判方案，经周恩来一问，国民党代表们面面相觑，无言以对。第一轮会谈遂告结束。之后，谈判被迫中断三日。
经中共方面的一再敦促，张群于9 月8 日匆匆拿出了国民党方面的复案。于是，开始了第二轮会谈。张群的复案题为（对于中共九月三日提案之答复），共＊条。其主要内容是：（一）“和平建国自为共同不易之方针，实行三民主义亦为共同必遵之目的，民主与统一必须并重。（二）拥护蒋主席之领导地位。（三）承认各党派在法律面前平等。（四）”解放区“名词应成过去，收复区内原任抗战行政人员，政府可依其工作能力与成绩，酌量使其继续为地方服务，不因党派关系而有所歧视。（五）惩治汉奸必依法律行之，解散伪军亦须用妥慎办法，以免影响当地安宁。（六）参加受降工作，在接受中央命令后，自可考虑。（七）一切武装冲突，自须即行停止，惟中央部队不能专赖空运，在必要时中共军队不应阻止其通过。（八）原则上同意实行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作。（九）政治会议之组织及人员选任，可由双方商定，其讨论事项，不必预为规定；国民大会之旧代表应有效，其名额可合理增加和合法解决。在做到军令政令统一之下，中共对于其抗战卓著勤劳且在政治上有能力之同志，可提请政府，经中央考核，酌予留任。（十）中共军队编为12个师在中央实已为可允许之最高限度；中共军队驻地问题，可由中共提出方案，讨论决定，并依令编组后实施；中共不宜任北平行营主任，北平政治委员会之设置，更不相宜；解放区民兵由地方编为自卫队问题，只能视地方情势有必要与可能时酌量编置，不宜作一般之规定。（十一）释放政治犯问题，政府准备自动办理，中共可提出应释放人员之名单；给人民以一般民主国家之自由；特务机关只办情报，严禁逮捕、拘禁等作为。
只要将国民党方面的上述复案与中共方面的提案稍加比较，就可以立即看出，复案除对“拥护”蒋之领导地位二点表示满意外，对其余各点根本没有接受和讨论的态度。
国民党方面的上述复案实际上是对中共方面的提案的基本否定。
当中共代表们接到此复案之后，其心情之沉重是不难想象的。为此，周恩来于同日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指出：国民党表面上招待得很好，天天有人出来请宴会，报纸上不刊发刺激文章，对《新华日报》的检查也较放宽，在社会上造成一种政府力求团结的气象，，但实际上对一切具体问题并未放弃削弱我以至消灭我的方针，以求得在有利于他的条件下解决问题，他们只要求我们认识和承认他的法统及承认军令政令要统一，但反过来却不愿认识和承认我们抗日军队和解放区民选政府长期存在的事实，不愿从事实出发解决问题，只取一概否认的态度，他们特别抓紧的是军队国家化问题，而对政治民主化问题则根本不感兴趣。
周恩来给延安的这份电报准确反映了重庆谈判中第二轮正式会谈时的真实情形，究竟谁是谁非，谁想和平谁不想和平，谁现实谁不现实就十分清楚了。
国共两党在谈判中的争论是十分激烈的。在9 月8 日（第二轮）、9 月10日（第三轮）、9 月11日（第三轮）、9 月12日（第四轮）、9 月15日（第五轮）的会谈中，双方除在召开政治会议问题上意见较为接近外，在其余实质性问题上大都争执不下。而争论的焦点是军队问题和解放区问题。
国民党方面坚持所谓在国家现有体制内实现政令军令统一的必要性，要求中共放弃所谓“必有军队、有地盘，控制军政机关始有保证”的观点。
中共方面认为，中共已作了重大让步，国民党前途已获保障，决无动摇；而国民党对中共的态度却是不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