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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共和国的经济经历还是有了了不起的成就的。例如，中国的经济就比印度的经济出色得多。从1952 到1976 年，中国经济的增长平均每年6 ％或7 ％ ，按人口平均计算是印度增长率的二倍或三倍，尽管印度还接受了130 亿美元的外援和贷款，而中国接受的苏联贷款不足10 亿美元，同时还拿出大约70 亿美元去援助其他国家。
中国的对外政策是试图领导“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的所谓控制或“霸权主义”。作为对非洲进行援助的一个榜样，中国在1975 年建成了坦赞铁路。同时中国的人造卫星在绕着地球运行，它的核试验在缓慢地继续进行着，一支强大的沿海防御海军已经形成——一个强大的国家正在兴起。然而它的外交政策仍然企图把革命统一战线策略用于世界范围，把苏联看成“主要矛盾”，从而把美国当作次要的敌人而与之和解。这个政策的目标并不代表长期的国家利益，而只是在策略上利用外国，例如要求日本在签约时接受“反霸”（即反苏）条款，并且认真地告诫美国，要准备同苏联进行一场“不可避免的”战争。
在我们今后的关系中，我们将面临一种继续发生千变万化的中美文化斗争和协调，这就足以保证我们继续对中国抱有强烈的兴趣。我们必须期望这两大民族长期共存，虽然彼此有不同的价值标准，一方是强调公民自由权，另一方是强调自我牺牲，一方是谴责警察国家，另一方是谴责个人主义。唐纳德？ 芒罗断言说，“在毛派的思想中，不论是在仅涉及私人的信仰方面，或者是在决定个性的固有的惟一内在力量方面，都不许自我观念的容身之地。”中国确实与我们不同。
然而，我们已经到了一个有可能互相尊重的新起点。越南战争后的美国可能不再那么目空一切，自以为是了。毛以后的中国可能在意识形态上不那么咄咄逼人了。正如米歇尔？ 奥克森伯格所指出的，我们“对中国民族主义作出的反应是无效的，因为我们自以为中国的民族主义同我们的相类似”，而实际上中国在国家和社会的结构方面不同于我们，它肯定有较强的等级观念，但也更深地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注重行为上的道德自觉性。
总之，我们的美国方式并不是惟一的生活方式，甚至也不是大多数男男女女的未来生活方式。我们求助于立法、合同、法权和诉讼，但这种方法的效果是有限的。中国提供了别的出路。时间可能对中国有利，因为我们一向习惯的爆炸式的生产发展不可能永远继续下去；崇尚个人主义的美国人可能比中国人更需要进行调整，以适应未来的生活。在这新的旅游时代，每年访问中国的成千上万美国人正在开始体会到，在以新的方式关心自然环境中的人（生态学）和社会中的人（社会集体生活）的过程中，旧日中国作为其他民族文化榜样的中心职能又在恢复了。
然而，究竟是进行技术革命还是进行社会革命这种不能贸然决定的困难处境是不会消除的。周恩来提出的在农业、工业、科技和国防方面实行现代化的计划必然会继续推行，以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国家。然而，教育和公共卫生事业也必须以世界上前所未有的庞大规模加以发展，来造福于人民。在大量的外国技术引进之后，城市里的技术专家是否会脱离农村的广大群众呢？我们同中国的关系需要我们这方面有越来越多的理解，而不是可以少理解一些。1979 年的美国政策——与北京实现正常化，同时与台湾人员保持特殊关系——远远未能使我们脱离中国政治，反而又把我国拉回到中国的外围。我们必须熟悉中国人的生活，才能体会到这一切是多么复杂。
后记 新中国的时期
新时期的中国
1983 年是中国革命的转折点。新一代领导人在邓小平的支持下巩固了政治地位，在周恩来提出的“实现四个现代化”口号指引下，继续在外国帮助下发展经济。同时，他们面对中国城市上层和美国人中弥漫的毛后时代的幻灭情绪。随着每年成千上万中国人抵达美国和10 万美国人来华，美中日益密切的接触暴露了新的问题。年轻人不了解革命曾经铲除的罪恶，对每日熙熙攘攘的人群，官僚主义和缺乏私生活感到压抑。献身革命远不如自我物质享乐富有吸引力。
中国共产党专制合法性的重新确定。新一任领导人首先面对的是政治问题——如何重新确立中国共产党统治这个国家的合法地位。1957 年后的20 年毛时代的领导层派别分化，最终尖锐的宗派主义几近使政府瘫痪。先是1957 年反右运动，许多受到西方训练的有才之士被从政府机构清洗出去。1958 年大跃进在经济上是一场大灾难，导致了三年歉收时期的营养不良和饥谨，人口总数减少了数百万，死亡人数比正常年份多。1965 年后的文化大革命毛取代了党，党失去了作用。毛的长征、延安时期的许多亲密战友被控告、骚扰、羞辱和监禁。知识分子——教师、作家、艺术家和各领域在西方受到训练的的被辱称为反面人物——“臭老九”。尽管对受害者人数估计不一，但大规模地对知识精英的批斗会、强迫坦白、恐怖行为、暴力和监禁是毫无疑问的，波及人数成千上万。“阶级斗争”混杂着城市派别的武斗，局面更糟了，最终还是军队平复了。大学关闭了五年，随之也形同虚设。与此同时政府不限制人口增长，对外往来减少至仅满足经济发展垂需的程度。
这场灾难波及面之广及骇人听闻的程度只是在1976 年毛去世后才为海外所知。而对于中国的精英来说，它却是导致混乱、失落、挫折和羞辱的旷日持久的大灾难。外界怎么会了解呢？
前面第16 章概括了毛的文化大革命的理念基础——“两条路线的斗争”及海外观察者对这一历史进程的灼见。毛的动机或许并不神秘：首先，作为一个浪漫的革命者，他只想继续做他擅长的，以阶级斗争为名发动群众批判现行的机构。其次，他权炙可热，判断失误。这让人不禁联想起以普通人身份建立明朝的皇帝。他赶走了蒙古人，统治中国达30 年（1368 以后）。但他后来变得偏执疯狂，下令处决了许多他最亲近的支持者。毛后来同样疑神疑鬼，急躁冒进，希冀一夜间完成巨大的社会变革。他同斯大林一样。从他们身上人们可以看到革命如何产生堪称暴君的独裁者。他们毁掉自己的革命同志。中国的方式是“再教育”，而不是秘密处决。
抛开毛的个性不谈，我认为解释文化大革命的起因应分析传统文人的阶层的特点。他们通过考试制度被筛选出来，服务国家。几个世纪的教育以至文字都强调儒教正统性，农民被排斥于政治运转之外，只有受过教育的人方能参与政治建构。农民除了忍辱或起义很少能从政治中受益。在发动群众方面，毛擅长迎合大众中普遍存在的反知识分子和仇外心理，嘲笑知识精英的价值。他是引导群众，抑或是面对已经群情激愤的人们，是值得商榷的。在事情发生后不久的今天看，毛的个人领导才能似乎是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性原因。但同时，当我们回顾历史时，无疑地会看到广泛的社会因素总会以某种方式寻求爆发这一规律。
1976 年10 月中央委员会在粉碎“四人帮”后第一个步骤是谴责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灾难。最终“四人帮”和1971 年死去的副统帅林彪被公开审判（1980 年11 月一1981 年1 月）。这次审判公布了他们的诸多罪行。但这已难减少来自公众的批评和对竟允许出现这样的罪行的体制的幻灭情绪。
毛的继承者面临的问题是重建党，恢复它的良好信誉，至少显示它胜任领导这个国家，为此目的，它应超越自己并为过去负责任。在大的自然灾难过后，皇帝通常要发布罪己沼，申斥自己引起自然混乱的错误行为。假如中国共产党想重新获得尊重，它似应承认毛时代的错误。第一步几十万人得到甄别，他们或从监狱中被释放，或死后恢复名誉。特别是刘少奇——当时国家的领导人和仅次于毛的第二号人物，在1969 年因病得不到治疗而去世，也在1980 年5 月得到平反沼雪。最重要的是对毛本人的重新评价。作为中国革命的列宁和斯大林，不能简单化地对他一味谴责。毛的个人错误应同仍是人民中国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区别开来。党内对此进行了长期争论。1981 年6 月27 日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的以来党的若干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