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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到了1941 年，我们才真正开始在西太平洋实行一、二十年的战略称霸，并面临怎样施用我们力量的困难抉择。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我们非常明智地决定不用部队介入国共内战。然而我们的利益却受到这场内战结局的损害。以前命运好像注定中国在经济、政治、社会各方面都落后得相当离奇甚至有时令人恼火，但如今我们面对着一个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强大人民共和国。中国的民族主义虽然迟迟没有兴起，如今却已经成熟了。在保守的美国，我们的思想跟不上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当许多美国人突然面对着一个强大的、沙文主义的、反西方（而不是屏弱和亲美）的中国时，他们最初的反应是抓住国际共产主义来作为解释，并把我们的挫折归罪于克里姆林宫的阴谋和我国国务院的背叛行为。
中国共产党在1949 年起来掌权，使我们对自己的认识以及自己在世界事务中的地位产生了疑问。就我们过去的传教工作和提高中国人民一般水平的工作而论，它们表达了我们领导人类进步事业的信心，但现在我们的自信心理受到一次惨重的打击。占人类1 / 4 的中国人口，不仅唾弃了基督教，而且也唾弃了法律的最高权力、个人主义的理想、多党竞选制、公民自由权，总之，唾弃了我们的整个政治秩序，以及通过合法手续得到自由和安全的种种观念。我们感到我们的基本价值标准直接受到威胁。如果中国人自愿选择共产主义，那就可以断定，人类的大多数是不会走我们的路的——至少目前是如此。
因此，我们在这场危机中聊以自慰的，是认为新的中共独裁政权并不代表中国人民相当大的一部分人的利益，认为它只是靠武力和操纵手段才能维持下去，总之，我们认为它太坏，不能持久。因此作为一种原则和义务，我们无论如何必须反对它。根据欧洲在极权主义统治下的痛苦经验，这种冷战的意识形态立场似乎完全是合理的。
因此我们就给自己规定了目标，至少要“遏制”铁板一块的中苏联盟，不让它扩张到它的边界以外。于是我们就在朝鲜战争中，在同台湾的结盟中，以及在1954 年前支持印度支那的法国人及其后支持南越的行动中，都这样做了。
然而，在东亚的遏制政策不可能同在欧洲的一样。在欧洲，对于参加北约军事联盟的西欧民主国家来说，阻挡苏联的遏制政策，可以把重点放在恢复工业和争取政治健康方面。在东亚，我们促进了日本的工业复兴，以及南朝鲜和台湾的工业发展，但必须更单纯地由美国提供军事力量。后来事实证明，必须把这军事力量用于实战，例如在南朝鲜那样。
进一步的研究应当表明，60 年代美国所以在越南进行干预，其部分原因是我们在4O 年代末没有在中国进行干预，而于1950 年在朝鲜进行了干预。“丧失”中国这件事，曾在美国政界被人用来反对民主党政府，而朝鲜战争则被认为是保卫集体安全和美国占领下的日本的一项不可避免的防御措施。
我们在印年代支持南越的干涉行动所持的道义立场，也同在朝鲜一样——击退侵略，支持民族自决。但事实证明两者的情况不同：北越有更坚实的理由去体现人民的民族主义；我们技术先进的火力破坏性很强，但我们在物质上毁灭的东西和人越多，我们越激起爱国抵抗决心。我们又发现，共产主义并不真正是铁板一块的，越南的国家利益与中国的不同，正如中国的国家利益与苏联的不同一样。我们又干涉了另一次内战，反对另一场民族革命，它不是中国人的革命，更谈不上是由莫斯科领导的运动。
奇怪的是，事实证明毛泽东领导的人民共和国并不是扩张成性的。它把部队从朝鲜撤走，容忍国民党在金门设置的“前线”，在1962 年与印军作战只是为了维护边界的权利，而且并没有出兵干涉越南来反对我们。我们从这一切可以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难道我们对中国的“遏制”已经成功地阻止了它的扩张吗？还是照毛所声称的那样，中国的革命必然只是以树立榜样的方式来扩大影响（实际上也只在中国文化地区的若干部分）？也可能是我们并不真正理解我们同什么样的对象打交道？
我认为这将是最后的定论。历史学家如迈克尔？ 亨特和亚历山大？ 伍德赛德等人曾用事实指出，多年来我们的政策思想是多么无知和愚蠢。如果要在今天和平共处并继续生存下去，我们就必须设法重新理解亚洲的现实和我们自己的侵略性。
70 年代新前景
1972 年2 月尼克松总统的北京之行，是从冷战对峙转向中美了解这漫长道路的引人注目的行动。自从19 鼠）年中苏公开分裂之后，早就该出现尼克松和毛泽东的握手了，因为大国间的三角关系，往往自然而然地变成等边关系。每一方都必须同其他两方打交道，那怕只是为了防止其他两方结合在一起。北京和华盛顿都是莫斯科的对手，他们经不起老是疏远，让苏联人享有同双方都有较多接触、较多了解和较多回旋余地的内部地位或居中地位。但美中两国人需要花12 年时间才走到一起。这样漫长的时间说明下列事实的难能可贵，即只有理查德？ 尼克松才能有恃无恐地改变其政治生涯中主要赖以起家的反共立场。
中美之所以能够恢复邦交，是由于两大努力的结果已把它们弄得精疲力竭：美国在越南的战争努力和毛企图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文化的革命。在1968 年后的华盛顿，尼克松政府在把军队逐批撤出越南的同时，又作出了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的努力。而在北京，在文化革命于1969年衰退以后，就有许多知识分子和官员逐渐重新露面，他们也许是在五七干校干农活的过程中经过惩戒或自行屈服，但无论如何他们回到了工作岗位，这可以证明国内关系的正常化。1971 年9 月林彪和其他一些将领的倒台减少了上层的领导人物，这标志着优势地位总的来说已经衰落。这样，当美国设法从亚洲大陆撤出军事力量的时候，中国又转向外界进行比较正常的外交活动了。经过2O 年的敌对之后，两国这时发现它们之间的共同问题，比使它们分裂的问题来得多。尼克松政府在决定谋取中美关系正常化后，便在1969 年初开始采取一系列单方面的步骤，放松美国对华的禁运和接触。每一个这样的小步骤，例如用“北京”而不再用“北平”，都是发出的信号。在作出这种公开的和象征性的行动时，尼克松还私底下通过第三者传达了他想进行接触的愿望。在两年的沉默之后，北京在1971 年4 月作出了反应，邀请在东京参加比赛的美国乒乓球代表队访华，并开始实行“人民外交”。此后，亨利？ 基辛格在7 月作为总统的特使秘密前往北京，接着白宫发表了尼克松准备访华的惊人声明。1971 年10 月，这个趋势终于导致联合国接纳人民共和国和驱逐国民党的中华民国。
在20 年的敌对之后，华盛顿和北京之间恢复了有限的接触，这件事解冻了冷战战士的思想。然而，北京最高级会谈虽然开辟了新的时代，激起了新的希望，但也重新唤起了以前潜伏的问题。一个问题是，怎样使美国舆论的摆动平稳下来，避免过分凭感情来塑造形象。美国总统利用他的国外之行在大选之年控制了广播电视节目，而这些同样的宣传工具还把周恩来带到兴致勃勃的美国电视观众面前。这使人回想起30 年代晚期蒋介石出现在美国杂志封面上，以及1942 年蒋夫人向两院演讲，以象征当时中国英勇抗击日本侵略的情形；然而就在第二年希望的破灭，开始败坏了在美国人面前吹得过分厉害的自由中国的高贵形象。与此相类似，1972 年2 月尼克松一周恩来上海公报提出了关系正常化的问题，并于1973 年在北京和华盛顿设立了大使级联络处。然而，当互相展开贸易和互派代表团（主要在技术和体育方面）时，美国原先对新中国的好奇心理开始减退，北京也日益不满美国迟迟不实行关系正常化。这种状况是几个因素引起的，先是华盛顿的水门事件和总统继任人问题，其后是北京正在进行的争夺接班的问题。最明显的是台湾问题，这在美国党派政治中已经出现得很久了。人们对台湾局势产生了矛盾心理，是由于这样的事实，即台湾人民在种族和文化上都是中国人，但该岛的经济活动却无疑地同以日美为主体的国际贸易世界联系在一起。台湾的出口经济，依靠日本殖民地时代的早期发展，以及其后美国的援助和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