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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马力能用于抽水或脱粒，犁田或拉车。19 73 年，在几十个中心城市，用当地零件生产供应网的零件，装配了5O 万架这类多种用途的机器。各地还为适应当地的条件作了一些改进，但主要的要求是每一地区应有修理和维护能力的车间。这一类的工作是能够很快发展起来的。1975 年，上述代表团听人们说，已有2800 个小水泥厂、1100个氮肥厂、5 万座小水电厂。这种农村工业化的工作有毛主席的烙印，所实行的办法不同于他那些思想比较因循守旧的反对者。不管毛的声名毁誉如何，他的丰碑是建立在农村的。
第17章 前景：中国和我们自己
美中接触的第一个世纪，对两国人民都是有重大意义的，但它的末尾是旧秩序的最后解体——传统中国文明以及使中国接触现代世界的不平等条约体系的消亡。由于人民共和国的兴起，我们的传统对华政策及其基本态度破产了，并且事实上是彻底改变了。在1949 年以前，我们支持了贸易门户开放政策，但在以后的20 年，我们禁止美国人同大陆发生关系。我们以前维护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而1949 年以后我们却坚定地支持台湾继续保持内战状态未破坏这种完整。只有一件事没有颠倒过来：我们仍然是中国这片土地的不速之客，不过这次是在其外围地区。正如罗伯特？ 奥克斯南所说，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很不对称的”。如果说中美人民之间这种不平衡关系的历史完全是我们的过错，那就如同说它完全是他们的过错那样愚蠢。现在该是这样的时候了：我们应该超越公正的道德评判的范围，要不惜一切代价力求持有实事求是的观点，因为今天两国人民都处在麻烦中。
然而，抱有实事求是观点的第一步，当然是要承认西方侵略了中国，而不是中国侵略了西方；中国人从西方侵略（像从所有更早的侵略一样）汲取的教训是，中国必须有自卫的力量，这在今天就意味着民族主义，即全民动员。
总之，如果我们承认西方曾把现代的生活方式带给中国，我们就必须承认20 世纪伟大的中国革命，是我们协助发动的一场改革运动。归根到底，中国共产党着手进行的整个一大批革新事业，事实上正是过去一个世纪外国的管理人员和传教士，以及本国的爱国改良主义者和革命家所倡导，并以越来越大的毅力力图实现的事。
对我们来说，不幸的是一个高傲的民族在其软弱的时候并不乐于接受援助。在不平等条约的那一百年间，美国人对中国的态度是存心想赚钱，但也想做好事，力求拿走一些东西，同时也给予一些东西。我们以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而感到自豪，并且在那些行为不如我们善良的帝国主义列强面前，我们确实有点义形于色。同时有许多美国人像其他西方人一样，深深爱上了他们所接触到的中国上层阶级的文化，爱上了它那敏锐的审美能力以及个人交谊的温暖。中国变成了他们的中国，例如从弗洛伦斯？ 艾斯库到西蒙？ 利斯，便是一些把这个“所有格”用得那么亲切的作家。
然而不可避免的是，中国人对中美关系的感受却不同于美国人的感受。我们觉得我们同中国的接触带有猎奇的性质，非常令人振奋，是在物质和精神方面都有收益的。不喜欢中国的美国人可以避开它。另一方面，中国却认为这种接触是强加于它的。这是一种外来的侵略，令人感到屈辱，并且带有破坏作用，最后造成了灾难。在19 世纪的中国人看来，西方对中国传统生活方式的危害，往往在一切方面都是可怕、可恶和不样的，正如4O 年代极权主义的纳粹和斯大林主义者威胁美国的生活方式一样。中国人在他们彬彬有礼的外表背后，并不完全像我们那样热心增进中美友谊。
由于过去中美关系的复杂情况，今天的中国人，会把我们认为主要属于慈善性质的事业，强调是美帝国主义行径，把我们认为是美国对中国人民的援助强调为剥削；这两种观点当然都有道理，也都有案可稽。但是，一个讲良心的观察者，甚至一个不讲良心的现实主义者，并不能满足于只听一面之词。为了在人类前途未卜的环境中共同生存下去，美国人和中国人将必须对他们过去彼此如何交往的共同历史，找出某种可以共同理解的领域。
在我们继续塑造我们自己在中美关系中的形象时，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我们的想法总会偏袒自己这一方面。即使我们在道义上感到内心有愧，而理所当然地谴责自己已往的罪过时，我们还是会护短的。我的意思是说，申斥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坏影响，仍然可能是一项非常符合美国精神的行动；例如，我们很可能把自己看得过分重要，夸大了美国影响中国的程度。这是因为，既然我们美国人放弃了对那一去不复返的通商条约时代的中国的眷恋之情，我们就必须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中国人的生活极愿由自己来满足自己，我们自己完全没有能力改变那种情况。
我国的对华政策以及在朝鲜和越南的战争
1941 年12 月7 日，日本人在珍珠港袭击了我们，因为我们不愿意默认他们企图征服中国和东亚其余地区的行动。1945 年日本战败后，我们拒不承认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内战中的胜利。1950 年6 月，我们在联合国的旗帜下，为保卫南朝鲜反对北朝鲜的侵略而进行了侵略。每次我们都认为自己是反对专横的自由保卫者。然而朝鲜战争变成了中美战争，并且终于僵持不下。在1953 年缔结了至今仍然有效的朝鲜停战协定后，我们在1954 年同台湾结盟，并支持法国在印度支那的行动。从1960年起，我们给予南越以越来越多的援助，并从1965 年起调遣50 万大军对北越进行干预，到第二次僵局之后的1973 年才撤出其中的最后一批兵员。从1941 年以来，我们有一半时间在东亚作战。难道到太平洋彼岸去进行的这一切战斗，只是为了支持自由反对专横吗？还是它的原因并不这么简单呢？
从历史观点看，印年代美国在越南的干预，是赤裸裸的炮舰外交事件：我们想依仗优势的兵力来左右一个亚洲民族的国内政治形态。
在凯撒征服高卢以前，北越是中华帝国的一部分。这个像法国一样古老的国家在1000年以前，就从中国的统治底得了独立。但是，同朝鲜一样，它的文化和制度仍是中国模型的变种，越南人使用汉字、儒家经籍和家族制度，还建立中国式的官僚政府。越南以它的中国名字“安南”知名于西方的，但在19 世纪80 年代被法国用武力并入法属印度支那，无论是美国商人或传教士都同它没有多少接触。在历史上，越南是中国文化地区的一部分，近代的越南爱国志士，在他们19 世纪90 年代起的改良运动和20 世纪20 年代起的革命运动中，都仿效了中国的榜样。但美国把越南看成是法国的一部分。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在印度支那投降日本，战后我们支持法国重新把越南作为殖民地。这在1954 年失败了。美国公众除知道这个地区的名称以外，很少知道别的情况，但那时我们逐步卷人了强权政治的干涉行动，企图利用我们的优势资源和兵力使南越免遭共产主义的统治。
既然任何有知识的美国人一想起越南就会感到羞愧，我们就必须设法了解我们在那里进行干涉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只用陈词滥调说什么原罪（即大国仍然有使用武力的癖好）或帝国主义（即美国依仗其现代技术是古今最有扩张性的大国）是不够的。我们仍然远远没有具体了解我们在越南的行为；但这无疑地同我们早期在东亚、特别是在中国的经验有联系。
首先，从历史背景来看，我们不愿让一个敌对的强国主宰东亚，不管它是4O 年代军国主义日本，还是冷战时代所谓铁板一块的国际共产主义。这种情绪也是19 世纪英国情绪的回音，当时它作为海上贸易强国，反对俄国巨人在欧洲大陆的扩张。
可惜我们1940 年以前在东亚的经验是以能言善辩见长，而缺乏政治经验。我们在1853 一1854 年派黑色舰艇随同佩里前往日本，在1871 年前往朝鲜，但并未打仗。在19 世纪中叶，其他列强对东亚统治者成功地施加压力，例如对中国、日本、越南、逞罗和缅甸的统治者。但我们美国人并没有从事强权政治。
只是到了1941 年，我们才真正开始在西太平洋实行一、二十年的战略称霸，并面临怎样施用我们力量的困难抉择。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我们非常明智地决定不用部队介入国共内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