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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面，北越仍按过去传统实行地方独立，不受中国统治，但仿效中国的政制。1959 年后北越对南越的进犯，先是支持游击战，进行破坏和恐怖活动，然后派去军队，充分利用了中共的方法和帮助。应用中国的方法是利用城乡之间早已存在的鸿构，利用城市上层阶级和农民之间的鸿沟，在民族主义情绪和共产主义学说的基础上建立起更紧密的越南式的社会和政治新秩序。在50 年代后期，中国边界附近的这一切斗争看来都在节节获胜。这种形势在那几年促使国内作出了甚至更大的努力。
大跃进
1957 年9 … 10 月召开的三中全会（这届中央委员会由1956 年第8 次党代会选出），碰到了一个重大问题。“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使新的党政合一的国家机器能够有效地控制经济，各级党委这时都可在经济方面作出决定。不再需要动员群众去对商人和富农施加压力了，于是群众组织就开始衰落。然而，正如埃兹拉？ 沃格尔所说的，“共产党领导人控制经济的欲望，大于他们的学识、经验和判断能力。”繁琐和拖拉的公事程序发展得比生产还快。集体化并没有使政府获得的农产品真正有所增加，它面临着农业生产停滞这个可怕的问题。在1952 一1957 年期间，农村人口增加了约9 ％ ，城市人口增加了约30 ％ ，但政府征集的谷物几乎完全没有增加，同时中国还必须开始用农产品来偿还苏联的贷款。加重农业负担来建设工业的苏联模式看来已经走上绝境。而且，人口集中于城市的程度超过了工业化的程度，以致除人口稠密的农村得不到充分就业之外，又出现了城市的失业现象。第一个五年计劫取得了预期的结果，但如果照样推行第二个五年计划，那就势必会招来灾难。如今我们回顾起来可以知道，要解决食物供应和农村就业问题，惟一切实的办法是在农业方面实行技术改造，比方说生产化肥。但这并不是1958 年想要实行的解决办法。
大跃进的发展计划是游击战士能够拼凑起来的那套东西。他们已经懂得怎样开展运动和动员群众以达到某些具体的社会目标，这很像打仗时攻占据点的做法——他们在工作中真是常常采用军事术语的。现在这整套搞运动的机器被用来开展经济改造工作，同时还想发展农业和工业，也就是实行一种双重的战略，或者如毛所说的“两条腿走路”，以便同时发展现代工业和农村农业这两个不同的但又有关联的部门。把群众发动起来，就能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充分地利用农村劳动力：第一，把劳动力密集地用于灌溉和防洪工程，或用来开垦土地；第二，用更多的人力从事栽植、除草和耕种，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第三，发展地方小规模工业，利用当地的原料和器材来生产供农民用的消费品和设备。他们希望这种做法不致使农民的消费量超过其多少只限于维持生活的现有水平，并且希望农业的发展用不着现代工业部门来给予很多帮助，而是与此相反，希望通过征税和征收实物把农业的剩余产品提供给工业。
同时，经济的现代工业部门将出口它的产品以便从国外获得重要货物，或者用于投资来建设新的工厂，以扩展现代工业（这不禁使人想起在帝国主义主宰时代通商口岸和中国经济的农业部门之间差别很大的情况）。中共是要努力实现毛择东主义这样的信念，即思想上的激励能获得经济成果，新的精神无需利用物质刺激就能挖掘出尚未开发的人力资源，从而可以利用中国农村的落后状况和过剩人力。
这种以空想社会主义方式依赖毛主席教导的现象，同那与管理国家事务的旧传统相类似的制度改革结合了起来。这项工作在1958 年是比较容易搞的，因为前几年的农业集体化进行得很顺利，而技术专家和经济学家象其他知识分子一样，已经被百花运动和随后的反右运动搞得垂头丧气。对群众路线新的重视，使人以为只要发动群众，就可以解放出伟大的生产力来。为此，在1957 年后期就把经济管理权普遍下放。许多企业甚至金融控制权都分散到地方一级。中央统计局连同经济计划职能一起被拆散，分到各地。在这种背景下，每个地方拟定了关于大跃进的雄心太大的目标，但制定计划的不是经济学家而是干部，他们为你追我赶的精神所鼓舞，虽然强烈地忠于革命事业，却瞧不起专家。其结果是大力开展突发性的一天24 小时劳动。国家的面貌发生了变化，出现了新的道路、工厂、城市、堤坝、湖泊、造林和新开垦的土地。为此，6？5 亿的中国人被动员起来，无论男女老少都投身于那些在强度和规模上无与伦比的工作。在国外最为出名的业绩，是1958 年7 月开始的在没有专家指导或设备的情况下在“后院”用小高炉炼钢的运动。据报道，到7 月底约有3 万到5 万个小高炉，8 月有19 万个，9 月底有70 万个，10 月有100 万个，总共有1 亿人投人这场“夺钢战役”。不幸的是，所有这些劳动的产品大部是不能用的，虽然有不少人确实钻研了冶金的实际问题。这样，大跃进把小规模的工业带到农村去，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应用了技术和动员了人力，但眼前所得的结果是乱七八糟的和不经济的。
国家统计局声称1958 年的谷物和棉花产量在一年中几乎增加了一倍，在这个基础上，中央委员会为1959 年规定了雄心勃勃的目标，要再增产50 ％。1958 和1959 年供应短缺的现象，被归咎于特大丰收后运输力不足。上面的领导着迷于他们自己所提出的要求。事实上，1958 年是个好年成，产量可能增加了10 ％或15％，而有些试验田还可能增产很多。但由于统计局被拆散了，它不能对呈报的估计数字进行核实。中央委员会对外大肆宣扬的难以置信的收获量，到1959 年夏末不得不丢脸地收了回去。翌年因气候不佳，收成很差。粮食继续短缺，仍旧需要进行配给。既然每年人口增长1？5 ％到2？5 ％ ，而1958 年以后粮食接连五年减产，我们就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食物供应在最紧张的1960…1961 年减少了20 ％。由于每人每日在正常的情况下只摄取约2000或2200热量，减少这样一个数字就意味着一场灾难。以甜薯代替大米和缺乏畜产品的现象都是很明显的。在1961 年后恢复了自留地和以后几年有了好收成，使局势有所改观。但因生产化肥需大量投资，粮食问题还是解决不了。到1962 年，化肥产量只有200万吨左右，仅仅是微不足道的开端。
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是大跃进的不可分割的部分，是根据发挥“群众自发的主动精神”这种群众路线思想而建立的。同这个群众运动一起进行的，是分散经济管理权。一个典型的公社由几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即集体农庄合并而成。有的公社像区那么大，较小的公社约有4000 到5000户或2 万人左右，大致相当于一个乡。公社包含地方政府的所有职能，如军事、公安以及地方贸易、财政、税收、会计、统计和计划工作，这些都受党的控制。公社分为生产大队，大队又分为生产队，这些生产队或多或少相当于以前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也许包括半个村子。自留地被收回了，私有物件小至锅、盆、桌、椅都交公。许多农民有一个时期都在大食堂吃饭。所有的劳力都受控制。每人每月要出工28 天，儿童都送去日托。这将大规模地提高农村的工作效率，使包括妇女劳力在内的所有劳力都有充分的工作可做。这种浮夸的想法像打仗那样大张旗鼓地用空想社会主义式的热情加以推行——例如企图建立“按需”免费供应食品和其他必需品的制度。他们希望结果会出现很多农业城市，农民因此会无产阶级化并脱离他们的土地。这样就能更好地控制人力，改变农民的态度，唤起他们的主动精神，建立一个自给自足的地方性社会，其中包括自卫的民兵部队。
这次革命使所有的人都工作过度，筋疲力尽，又由于挫伤了人们的积极性和管理不善，结果归于失败。平均主义的工资制度，即按需计酬的办法，降低了劳动生产率。在公社内部像调动几排兵那样任意转移劳动场所，也降低了生产率。中国那种精耕细作的园艺式的农业不能像俄国集体农庄那样大规模地组织起来，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