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兹）之间。
下一阶段是成立农民协会，它通过村里农民的同意，可以给每个人划定阶级成分：地主、富农、贫农或雇农，并将地主的土地分类、没收和重新分配。结果所造成的“平均地权”是符合农民起义的旧传统的。通过共产党员对这一过程的指导，积极分子通常得到赏识，富裕的家庭减少了，地主士绅的残余或者是其人身或者是其地位被消灭了，同时党的代表在村里树立了他们的权威。现在耕者有其田了，至少暂时如此。
这一私有制的新民主主义阶段，按照1950 年的宣传是要延续‘湘当长的时期”的，但事实上它对农民延续的时间并不比对资本家来得长。为了代替旧秩序，共产党政权马上就着手建立新的集体主义农业制，先从组织初级合作社开始。
合作可以提高效率：赶六头驴去赶集，用不着六个人，只要一个人就够了。一个家庭妇女同时可以做几家的饭菜。由于耕畜少于农户数，就可几家合使一头牲畜。几家积储的钱可以购买独家买不起的水泵或农具。特别是手工业合作社，它们可以不靠国家投资，在农闲时利用当地分散的材料和闲着的农业劳力，来增加消费品的生产。合作社作为较大的工作单位，可以实行专业化分工。组织起来以后，识字教育、卫生保健、技术和较高的生产率都会随之而来。与此同时，农业供销合作社促进了农村和工厂之间的交换，办理国家的采购，并使农村得到品种比以前较多的工业品。
农业的增产改革计划，是从北往南通过一系列有计划的阶段逐步推行的，先是成立通常为季节性的临时小规模互助组，然后是较大的永久性互助组，然后是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合作社中，农民开始共同耕作，按他们人伙的土地、农具和劳力的比例分配公共产品。合作社仍是按土地私有和自愿合作互利的原则安排的。但目标开始有所改变。政府在这以前说，由于消灭了地主所有制（虽然没有大量增加耕地面积），重新分配土地这件事本身将解放农民的“生产力”。但这时它承认，只有最后实行集体化才能实现为工业化提供资金所必需的农业增产。这项工作要通过宣传、实践以及逐步增加的压力，来引导私有观念根深蒂固的农民“不知不觉地”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引用雷内？ 杜蒙的说法）。
社会改组
中国传统的尊祖、家族一体和孝道等观念早已受到侵蚀。共产党的“解放”加速了这一过程。根据1950 年5 月1 日的新婚姻法，妇女在结婚、离婚和享有财产方面获得完全与男子平等的权利。这一摆脱家庭专制的解放，给予自古相传的家族和氏族制度以沉重的打击。在50 年代的各项运动中，检举父母的孩子受到表扬，这样就把自古以来强调的百善孝为先的教导完全颠倒过来了。延续的家庭关系被贬称为封建关系，谈情说爱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情调。新政府以其无所不在的分支机构力图取代父系家族制度，使一夫一妻的简单家庭变为规范化，使个人失去家族的支持，而只能听任当局的安排。
朝鲜战争使1950 年冬的全民动员更易于进行。关于中国初期的胜利以及后期所谓美国发动细菌战的报道，提供了一种有用的理由来加强反美情绪和破坏中国人心目中总的说来对美国有利的印象。战争也是排除政敌的好机会。除了前述“镇反运动”外，现在又发动了大规模的“抗美援朝”运动。两者都要求人们本着爱国热情，监视他们的亲戚和邻居，甚至要求公开检举他们自己的父母，并把人民的敌人、反动派和反革命分子送去“劳改”。对这样一些敌人的处决，同土改时期“人民法庭”所判处的加在一起，使恐怖气氛遍布各地。蜜月过去了。政府消灭了国民党和地主士绅的残余，从大量没收财产的措施中得到了好处。它露出了利爪和牙齿，这对民众当然很有影响，他们变得更加驯顺，更加听话了。
同美国（它的力量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曾经显得很大）作战的压力和危险，就这样转而用来进行社会改组和提高工业效率。细菌战的骗局也被精心编造并加以宣扬，它获得左翼科学家组成的国际委员会认可和提供大量的旁证，来给美国的名誉抹黑。然而，甚至在这方面，也实现了一个附带的目标，因为细菌战的问题促进了全国的公共卫生措施。
在这一面是造成恐怖一面是激起爱国热情的环境下，外国传教士被检举为间谍，受到监禁或被驱逐出境。中国的基督教会发动了一个“三自运动”，即“自治、自养、自传”运动，以摆脱外国传教士的所谓“文化帝国主义”。不合作的教会领导人逐步被排挤出领导职位，一些不同外国联系的“本国教会”终于建立起来，给予中国基督教徒以一种从属于共产党国家的宗教C？三自运动割断了外国的支持并迫使中国基督教领袖参加之后，终于在1958 年在每一地区把各派基督教会联合起来。此外又成立了不受教皇控制的中国天主教会，而教皇的反应则是宣布把它革出教门。这一切工作都是为了扭转中国过去倾向西方的局面。类似的组织方案把穆斯林、佛教徒和道士都控制了起来。
少数民族如蒙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总共约54 个民族，只占总人口的6 ％ ，但他们在战略上相当重要，因为他们居住的地方占陆地面积的60％，其中大部分是亚洲内陆的边疆。特别是大约400万的维吾尔族，他们在富于矿藏和石油的新疆是人口中的多数。人民共和国政府奉行苏联式的平等对待政策，强调各民族团结一致，同时在语言和风俗上鼓励“文化自主”，开始像琼？ 德雷尔所说的那样“做好事，交朋友”，以便在革命改造过程中获得地方上的合作。
一般说来，为改变中国的社会结构而发动群众对某些类型的个人施加压力这种做法用得越来越彻底了。随着1951 一1952 年三反和五反运动的到来，这种努力达到了新的高潮。这些运动是组织得很完善的，并且是按标准的方法分成若干明确的阶段进行的。
三反运动是针对政府部门、国营工业部门和党内的官员的。那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显然是想消除从国民党接收过来并在1949 年以后迅速增加的庞大行政机构中的不良现像，并使其生气勃勃。通过三反运动，可以用尽快培养起来的新鲜血液代替旧行政人员，使官员们掌握新的权力后不能高枕无忧，借以把扩大了的官僚机构更彻底地置于中央控制之下。像许多大运动一样，这个运动是在新政权下最先进的地区东北开始的。不久就组织起专门委员会和一套机构，来把运动推向全国，进行轰轰烈烈的检举、公“审”和宣传。
五反运动一直进行到1952 年6 月，那也是同样组织得很好和协调一致的运动，用以攻击商人和制造业者，即一般的资产阶级。它在名义上是反对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资财、偷工减料，以及盗窃国家的经济情报。雇员被授意控诉雇主，顾客控诉店主，城市工商界人士普遍受到审查。像在所有的运动中所表现的一样，群众被动员起来，成立了委员会，造成群众积极主动、义愤填膺和热心伸张道德；接着就是罪犯的坦白、认错，以及对他们进行改造，或由于自杀、被处决而加以消灭，或送入劳改集中营。然而，这项反中产阶级计划的一个直接目的显然是财政方面的。从工商阶级挤出了大笔钱财，价值可能在10 亿到20 亿美元之间。从此以后，“民族资产阶级”即那些同外国人没有密切联系的小规模工商业家，靠政府的宽大而勉强存在：那些仍能继续营业的，此后就彻底屈服于对私营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不断压力之下。（他们最后都被剥夺了财产，并于1956 年1 月放鞭炮，扭秧歌，顺从地庆贺他们自己作为一个社会阶级的消亡。）
政府的这一切手法排除了政权的许多敌人。强迫劳动营是自然的结果，它们是按照苏联的模式和中国古代的摇役传统建立的。体力向来是这个国家的主要自然资源。在现代用400万劳动大军从事一项公共工程项目，像广为宣传的淮河大堤和水闸那样，除了它的规模扩大和伴之以富于教育意义的精神鼓励而外，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新发明。这时靠数量不足的配给口粮千强迫劳动的几百万中国人，是否比过去每年种田但通常挨饿的几百万人还要多，谁也不清楚。不同之处是，在使用简陋工具的长期劳动中遭受折磨而慢慢消耗掉生命的现象，不管是按计划进行还是偶然出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