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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图书馆的发展。燕京和其他学府的新一代学者开始整理出古典著作的评注本和索引，以及附有专门参考脚注的专著，这些索引和脚注用现代的办法增补了那种以逐字逐句背诵古书的传统为基础的学术研究工作。
在阻碍重重的情况下，提高学术水平的工作需要有极大的毅力。例如主持考古工作的，原是1916 年成立的工业部所属中国地质调查所。该所的任务是绘制全国地图，勘探包括古生物资源在内的自然资源。前纽约州地质学家葛利普博士当了该所顾问。在2O 年代，从大约六个西方国家延聘了一些考古学家到中国，由此开创了作为一门新科学的考古发掘工作。北京附近周口店存在过北京人。这一发现是由加拿大人步达生，根据一颗牙齿鉴定出来的。彩陶是瑞典人安特生首发现的。这类外国人训练了新的一代中国科学家。一位哈佛毕业生李济博士成为1928 一1937 年在安阳发掘商代遗址的领导人。李曾引述中央研究院傅斯年（他曾是1919 年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的话说：“中国传统教育的缺点，是人为地把劳力和劳心分割开来。”总之，中国的考古学者必须是靠双手工作的学者。他们在中国产生了一门新的学科，其学术成果现已震惊世界。（在70 年代中期，中国人在日本、西欧和北美举办的大型展览会展出了从秦始皇、汉、唐和其他朝代古墓中新近发掘出来的灿烂艺术品，有青铜器、雕刻、陶瓷器、纺织物、壁画乃至文简，几乎是第一次标明了准确的地点和时代。）从这一背景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古代传统和西方榜样只能在现代中国产生个别的自由主义者而不能产生自由主义运动。自由主义不能成为制度化。那时当权者并不承认公民权利、言论和人身的基本自由、人身保护法以及有陪审团参加的审判，总之，并不承认法律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而美国人对此却是不知不觉地习以为常了。把这些保障写进宪法和法典，还只是在漫长艰苦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与此相类似，中国并没有西方式的力量雄厚的中产阶级。私有财产也和个人一样，在享有无限权力的官府面前毫无法律保障。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一般缺乏保护私人经济手段的安全防卫措施，而西方则是以这种安全防卫措施来支持自由主义运动的。由于中国的自由主义者缺乏法律和财产作为防御手段，他们在学者所享受的较高社会地位中仍旧感到安全是不可靠的。因此中国自由主义的命运同教育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937 年后，教育受到内外双方的袭击，内部来自官吏高于学者的传统，外部来自日本摧毁南京政权的战争。
然而，这些外界环境并不是仅有的障碍。西方的自由主义在其自身范围内同它所赖以繁荣的多元文化并没有明确的区别。它的政治主张和方法都是不能输出给军阀横行的中国的。在早一些的时候就出现了例证，那时哥伦比亚大学的约翰？ 杜威这位美国最著名的实用主义哲学家——也是中国学术界许多青年头面人物的老师——在1919 年4 月30 日到了上海，并在中国各学术中心广泛讲学达两年之久（到1921 年7 月为止）。杜威游历了11 个省份，提供了西方民主国家所能提供的最好学说，正如贝特兰？ 罗素在较短逗留期间（1920 年10 月一1921 年7 月）所做的那样。但结果如何呢？巴里？ 基南的结论是：“杜威的实验主义给他的门生提供的策略不能用来影响政权。”他认为教育必须始终与政治分开，并且它只应间接地改革政治，但这在中国军阀专权的环境下是办不到的。
美国在以自由主义方法拯救中华民国方面作出的贡献和最后的失败，可以拿胡适（1891 一1962 年）的一生事业作为例证。胡在他老师杜威讲学期间是共主要的译员。他忠于实用主义，反对用抽象的“主义”来笼统地解决问题。他回避政治和革命，而是以批判态度重新评价消逝的过去，使中国从消逝的过去摆脱出来。正如杰罗姆？ 格里德所说的，胡适代表了“稳健、宽容、学术自由、个人自由以及法治和理性，他所力求完成的许多事情，正是我们自己可能希望看到它们实现的”。但胡适的这种做法并没有打中中国人民的中心问题。30 年代集中在北平的新自由主义，越来越受到南京新官僚的压力。大学里安插了国民党特务。批评政府的学生常在清晨被侵入宿舍的警察抓走，送往监狱。教师和报馆编辑都受到威胁，不敢说话。1937 年后日军的轰炸和中国在抗战期间实行的大规模焦土政策的危害之烈，还不如政府对战争所促进的自由机构和自由思想横加的摧残。前10 年良好的开端受到了战时通货膨胀和政治当局专权的巨大压力。
战争到来时，爱国教师和学生团体随同政府迁往内地。南京和武汉的学府把他们的许多器材直接向长江上流运走。中央研究院把它十分珍贵的汉学藏书经由印度支那运往四川长江边上的一个村庄。但北平各大学则遭受惨重损失。北大和清华于1937 年迁到长沙后，新址不久就遭到日军轰炸，不得不依靠卡车和步行，翻山越岭再迁到昆明。那里在战争初期同外界的联系只靠印度支那的法国铁路，正如在战争后期只靠滇缅公路一样。大学师生能够活下去，主要是由于政府的米贴使他们有东西可吃。为了维持生存，他们必须出卖或典当书籍、衣服和家具。
国民党一直把教育看作政府的工具。1938 年国民党成立三青团，学生的政治思想越来越受钳制。每个学生团体内部都有三青团支部，他们的任务是吹捧官方的思想体系，谴责他们认为是不正常的思想。同时民众教育也得不到支持。陶行知博士的经验就是一个例子。陶在伊利诺斯大学就读和随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得到杜威的教导后，回中国从事乡村教育，并帮助开展“小先生”运动，使学童成为其他文盲的先生。这种识字运动形成连锁反应，特别是在1937 一1938 年政府迁到武汉时的统一战线时期。这项工作显然有点像政治炸药。国民党下令禁止了。
第13章 美国的政策和国民党的垮台
1912 年和1949 这两年标志着中国政治变化的两个阶段。清朝在19 世纪被迫在其东亚帝国给予条约国家以特权地位，但当中国人民觉醒起来关心国家的命运时，异族统治的君主制就在1912 年瓦解了。君主制消失后，条约国家的地位变得更为突出，而国民革命却只能逐步积聚力量。1931 年日本开始侵略后，很多人认为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抗战还有用处，这样的想法一直持续到1945 年美国卷入支持其政府的漩涡时为止。当这个政府在1949 年垮台时，西方参与中国政治生活的行动也随之瓦解，加在中国头上的长达100 年的不平等条约的时期，在到处一片咒骂声中宣告结束了。
这样，美国政府从英国继承过来的在华地位由于日本的侵略而相应地提高了。可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展到1941 年12 月7 日之后，中国成为一个遭受重大挫折的战场。蒋介石未能使盟国以他为中心来协调战略。英国未能固守新加坡或滇缅公路。约瑟夫？ 史迪威是美国最能干的将领之一，他刚到中国担任蒋的“参谋长”； 就承担防守缅甸这项没有希望完成的任务。缅甸在1942 年初沦陷，史迪威就担负起一项历时三年的艰巨任务，重新打开一条穿过北缅通往中国的陆路。然而，即使在这条公路和一并修筑的输油管线于1945 年初接通之后，越过喜马拉雅山空运的吨数还比通过这条公路的吨数来得多。还有，我国第2O 轰炸机大队由中国征用的民工在四川成都附近用碎石修建了五个大飞机场。为了供应他们B…29型轰炸机所需，由喜马拉雅山空运物资的吨位，1944 年要比分配给中国军队的多。但他们刚开始轰炸日本，基地就移到马里亚纳群岛去了，因为那里可由海路运送给养，并且离东京较近。进人战争，自由中国是作为盟军将来击败日本的基地的，但结果发现它的这项任务被海上的海空军力量顶替了，而它自己同外界割断，成为无足轻重的陪衬角色。美国这时的目标是使自由中国继续打下去。其结果是中国虽未战败，但也未获胜利。
中国的民族主义在日本战败后仍不能抬头。早在珍珠港事件之前，即在194l 年5 月，我们就自动提出，一旦和平了，我们便立即放弃在中国的治外法权。1943 年1 月11 日，根据平等原则签订了一项新的中美条约。但不到五个月又签订了另一协定，使在华美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