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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 年尼克松总统引人注目的访华之行，开辟了另一个高度热情的时期，其后逐渐减弱，变成混杂的感情。现在我们面临着双重的问题：承认中国与我国的不易减少的差别，然而又要把中国当作一个成熟而独立的平等国家看待。
门户开放政策的演化过程
海约翰在1899年的环境下提出了门户开放照会其所含的意义是与后来同这些照会联系在一起的对华仁慈传统截然不同的。这些照会正是在我们实行领土扩张之际提出来的，当时我们吞并了夏威夷，通过1898 年同西班牙缔结的和约取得了波多黎各、关岛和菲律宾，关于1899年的和约取得了萨摩亚群岛的一部分。当时德国在中国的山东省获得了立足点，俄国在南满取得了基地，而我们在太平洋弄到手的，不仅是一个而是几个海军基地，外加一组群岛。
“依靠各贸易国家的集体势力”以保持中国对贸易的门户开放思想，最初是英国人提出来的。国务卿海约翰借用了这种思想。当他于1899 年8 月要柔克义起草照会时，后者征求了中国海关税务司英人贺壁理的意见。贺壁理曾是赫德最亲近的同僚和助手之一，而当时赫德则是主张各国在华贸易应平等课税、商业机会均等的主要人物。他作为北京总税务公司所采取的政策与英国外交部的政策不同。
海约翰1899年9 月的门户开放照会采纳了赫德的观点，没有提到要保证中国的领土完整，也没有限制帝国主义势力范围的扩展。照会主要是关心保持中国的关税收人。照会首先提出（l ）每个国家不应干涉其他列强在其势力范围内的既得利益，然后提出（2 ）只应由中国政府征收关税，并且只能按中国的条约税则征收，以及（3 ）一个占有势力范围的国家的公民不应取得在港口税或铁路运费上的优惠待遇。只是到了俄国乘义和团事件之机开始占领满洲时，海约翰才在1 仄幻年7 月的补充照会中提出中国领土完整的问题。
中国的完整问题。门户开放起初是一种政治原则而不是法律原则。它在1900年以后的许多场合以政策声明的形式在双边条约中表达出来，但到了1922 年人们才用一种对各方都有约束力的法律形式加以阐释。原则本身有它的发展和扩展过程。1900年7 月的第二批照会在措词上要肯定得多，表明要维护中国的“领土和行政的统一体”，这一短语其后又改成“领土和行政的完整”。这反映出俄国很快进占满洲这一事实是违反大多数国家的利益的。因此到了1900年，海约翰把他的原则确实发展到了反对任何国家扩充势力范围的地步。1902 年的英日同盟有用了“机会均等”这样的措词。这完全符合英国人要求为贸易开放门户的想法。但在其后的声明中，除把“机会均待”用于商业外，也把它用于“文化”活动，并且还使它含有“行动”自由的意思。到了1938 年，美国的政策声明中经常含有“自由竞争”和“公平待遇”的词句。
这样，门户开放原则就发展成为两条主要原则：保持中国的完整以及一切外国人在中国都享有平等待遇。说穿了，中国的完整这个原则只是一种策略，用来防止像俄国那样的其他国家攫取如满洲这样的中国领土而把我们排除在外。在20 世纪初期，海约翰还觉得他曾“为中国佬办了一件大事”，但正如迈克尔？ 亨特已经挖苦地指出那要，美国人实际上无视中国的利益，并纯粹由于“无知情报失实和偏见”而犯了大错。然而，中国的独立合乎美国人的心意，认为这在政治上是公正合理的。直到最近，它还适合于弱国应享民族自决和主权的原则，这是我们的主要政治观点之一。
国务卿拜兰在19 巧年和国务卿史汀生在1931 年提出的不承认主义，是我们用以拒绝承认日本损害中国完整的一种主张，而这也只是对“完整”概念本身作出的推论。作为一项原则，不承认主义也象我们援引正义准则的其他措词一样，根本不起作用。在30 年代日本侵略的较后阶段，国务卿赫尔强调了同一思想的另一方面、即干不干涉主义。这成了他白费心力地猛烈抨击日本的一种道义武器。在1949 年，人民共和国还没有知道它能够从门户开放中得到什么好处，就断然地把“开放的门户”关了起来，但它在我们的思想上仍有某些残余。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力求通过集体行动来执行它的对华政策。这同我们对拉丁美洲的政策形成鲜明的对比，在拉丁美洲，我们的门罗主义不许欧洲国家和美国采取集体行动。它也同我们的欧洲政策不同，根据当时的欧洲政策，我们没有加人国际联盟，因而实际上把欧洲问题让英法两国去解决。只有在远东，我们才带头主张通过列强的协商来共同采取行动——例如通过1921 一1922 年的华盛顿会议特别有关中国的九国公约。九国公约以扩充的形式把门户开放原则法典化了。1928 年，集体行动在理论上得到凯洛洛一白里安非战公约的支持。美国也曾派遣一名代表参加国联调查团的针对日本的集体行动，该团于1931 年毫无结果地调查了日本强占满洲的情况。在30 年代，史汀生和赫尔的外交政策一般都遵循集体的或至少是平行的行动路线，作为调动外交压力来阻止日本侵略的最好手段。这只是在孤立主义时代不得已而求其次的仍属无效的办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合国成为采取反侵略集体行动的另一工具。我们积极参加了它的活动，击退了1950 年6 月北朝鲜对大韩民国的进攻和随之而来的中国干涉。然而，我们60 年代在越南的冒险行动，除了从南朝鲜这样一些受我们保护的国家得到帮助外，未能获得大量的集体支持。越南问题确实向我们提出了关于我们在东亚的目标这些根本的问题。
头国利益的性质。美国在华的商业利益已经大量夹杂了想象和希望。保罗？ 瓦格把它描绘为“关于中国市场的神话”。事实上，30 年代我们在中国和日本的金融投资大致相等。美国在华的投资主要是直接投资，不到2？5 亿美元，而在日本则主要投资于债券，也略为少于2？5 亿。事实上，我们在远东的全部投资只占美国海外投资总额的5 ％或6 ％。而且，我们在华的金融投资只占在华外资总额的极小部分，远远小于1 / 100 如果我们再来看一看外贸的情况，这方面的数字也不能证实作为我国外交政策惟一来源的经济因素决定论在发挥作用。在30 年代，日本占我国外贸总额的8 ％ 到9 ％ ，而中国还不到此数的一半（即使仍把满洲看作中国的一部分）。日本的大量外贸有1 / 3 是同美国做成的，我们全部远东外贸的2/5是同日本进行的，只有大约1 /5是中国进行的。我们在华的教会投资从钱数来说约为4000万美元，但从思想感情方面的投资来说，当然要大得多。不管我们怎样来看待这个问题，美元和美分甚至在商人的心目中也不是我们对华政策的决定性因素。
在国务院里起作用的是感情而不是金元外交，这一事实已由多萝西？ 博格对1925 一1928 年时期的研究所证明。她明显地指出，国务卿凯洛格的对华政策所依据的是一种“近乎直觉地简单反应”，而这正是20 年代一般美国人对中国的典型态度。他希望尽快废除不平等条约，使中国完全独立。他要在中国的各派之间保持中立，不相信那里存在着布尔什维克的威胁。1927 年美国人在南京受袭击的事件发生以后，他始终拒绝采取制裁手段。另一方面，他同样抱有坚决的态度，只愿同一个代表统一国家的中国政府打交道。他不想以任何方式促使中国分裂成为两部分。当1925 年中国爆发强烈的排外情绪，使各条约国和教会人士大为吃惊时，上海的外国商界人士很快就相信，这次中国人的排外运动是莫斯科阴谋策划的。许多人竭力主张进行干涉，以免中国受苏联的控制。国务卿凯洛格和他的主要助手纳尔逊？ 约翰逊，并没有被这种歇斯底里的发作所吓倒。按照习惯，我们的援华工作是私人事务，一要由教会人士、救荒救灾的公共团体、如洛克菲勒基金会这种从事开展教育和医药工作的机构，以及其他团体和私人经手办理。由于l908 年退还一部分庚子赔款，1924年又退还其余的部分，以及作出类似的姿态，美国政府开始着手帮助中国自我振兴的工作。1934 年，华盛顿主要由于国内的原因开始执行购买白银的计划，这一计划不久就使中国经济失调并陷于萧条。它导致大量白银被偷运出中国，使中国不得不于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