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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中共提出要和它的大敌蒋介石合作；但蒋对这项建议置之不理，直到1936 年12 月，那些迫切要求攻打日本侵略者而不愿打本国反叛者的东北军，以惊人的方式在西安把他绑架之后才有所改变。周恩来奉俄国之命出面调停，使蒋委员长获释，当时蒋成为全国抗战运动不屈不挠精神的象征，达到了他一生事业的顶点。
1937 年日本侵略中国，也同其后国民党政府力求镇压共产党叛乱一样，在战略上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运输问题。在这两方面，现代化军队的较高攻击力量只有通过交通网才能发挥作用。因此日军在华的头一年半是铁路线上的战役。日本人先通过平沈线运进部队，然后从天津南下，并从北平沿铁路干线分别向南向西挺进。他们窜犯了山东和山西二省。他们从上海沿铁路推进到南京，并溯长江进犯武汉。
日本的战争机器攻城略地，虐杀掳掠，焚毁村庄，轰炸自由中国。这些行径激起青年学生和农民大众进行抗日救国运动，其范围远远超出了军事方面。几百万人流离失所，约有1400万人应征人伍，家庭被拆散，既得利益被摧毁——大片大片土地上的社会秩序被彻底破坏了。青年学生和农民大众蒙受了剧烈的社会变动，因而对于接受革命的行动纲领有了思想准备。
1937 年7 月7 日北平附近战事的爆发，导致国共双方第二次适合形势需要的合作，这是一次在爱国热情气氛中开始的不稳定的武装休战，但不久就恶化了。当时共产党人满足南京方面的要求，答应拥护孙的三民主义，不再以武力推翻国民党，放弃用苏维埃的运动方式斗争地主，使它的地方政权民主化，并把他们的部队置于国民党统一指挥之下。这些当然都是战术上的权宜之计，借以在举国抗战的崭新形势下乘机扩张中共的势力。
这一扩张过程首先是军事方面的。1937 年，红军名义上归中央政府领导，改称八路军。它的部队推进到四周环山的山西省，并由该处挺进到华北平原。抗战第二年，共产党人将其原留长江下游地区的余部组成新四军，并将他们的组织扩展到沿海省份山东。他们所组织的作战根据地，集中在省与省之间较难进入的边界地区，首先是在1938 年成立了晋察冀边区，该区后来约有2000万人口。到了1941 年，原先捻军于1853 一1868 年在那里造反的晋冀鲁豫边界地区被合并为另一个这样的边区，人口可能有3000万。到战争结束时，据说已有19 个根据地，大都称为解放区，总人口有7000万至9000万，受大约200万民兵以及号称有91 万的共产党正规军的保护。
国民党政府从未在华北大部分地区的地方上占支配地位，因此无力阻止这种扩张。它的现代化部队忙于阻挡日本在湖南稻米之乡这类地区的主要军事行动，其所受训练是进行阵地战而不是游击战。蒋介石的军队还受到中国军事传统的限制，严重脱离人民。
综观中国历史，凡是武装起来的民众总要危及原有的秩序，而士兵则总是受人鄙视，始终愚昧无知，由长官滥施调遣，当作雇佣军被收买或出售。军队一向蹂厢农村，残害人民。受政治理论灌输的军队是近世中国的新事物。国民党使它的军事机器现代化的典型做法是：使它新的爱国军官在社会上享有威望，给予农民出身的士兵以新式武器和训练；但尚未达到向普通步兵进行思想教育，要他们与农民友好相处并为农民而战的程度，因为这样做就成为革命的了。毛和朱恰恰为了这个原因从一开始就训练部队成为人民大众的保卫者。这意味着部队要为取自人民的物资支付代价，要帮助住地的农户，要使八路军成为人民的朋友。就像共产党人所说的，“军是鱼，民是水”——军队依靠民众的支持。可以对照一下哲学家荀子（约公元前300一公元前235 年）的话：“民犹水也，君犹舟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共产党人由于深人人民群众，使他们的行动更加有回旋余地。
共产党军队与人民群众友爱无间的感情，意味着他们能够大部分省掉中央后勤机构的种种现代设备。利用当地的民工和情报网，他们能够比较容易地分散他们的军事组织。这就使八路军能够作为一支分散的机构部队进行作战，出没在日军控制的铁路线后面人口稠密的乡村。
查默斯？ 约翰逊论证说，日本的人侵造成了中国领导阶层的真空。随着日军的推进，当地的政客首先闻风而逃，有时甚至投奔到傀儡政权方面。于是当地就出现了新的领导人，有时地方上的教师变成了游击政府的主席。北京的知识分子，即五四运动精神的继承者，卷起铺盖参加了游击队。他们生活在大自然和普通老百姓中间，效法中国传奇故事中的江湖英雄，敢于为拯救被压迫者的正义事业同忠实的战友担当一切风险。华南华北都有爱国志士迁居他乡，但在西南大后方比较现代化的中心地带，学生们成为国家未来技术发展的象征而仍留在流亡的大学里勤奋攻读。在华北的边区和解放区里没有大学，他们就被吸收为共产党干部。在统一战线初期，共产党地区吸引了一大批富有冒险精神、渴望采取行动的理想家。
组织起群众的支持。在土地政策方面，共产党人暂时放弃了没收并重分土地的方案，改为赞成减租。这不过是实现了国民党在1930 年颁布的将田租限于收获的37。5 ％的法令罢了。在很普遍的情况下，仍让地主保有土地，保证给他们减低了的田租，并允许他们参加当地选举，因而并没有大批有产阶级从共产党地区外逃。共产党人不再实行他们以前的苏维埃制度，宣布举行所谓三三制的直接选举，将他们自己的代表名额限定为总数的1 乃，而力求把其余2 乃的职位留给国民党和无党派人士。这是根据这种统一战线的理论制定的，即认为在一个联合抗日的团体里，共产党人不去垄断政府职位，反而能够非常有效地发挥领导作用。在实践上，共产主义运动和八路军只能按照人民大众实际支持的程度昌盛起来，因为战争时期是政治上的自由竞争时期，除了共产党政权之外，人们不仅可以选择国民党，还可选择日本及其傀儡政权。
人民大众是否给予支持，其关键在于中共对抗日爱国战争的领导作用，同时也在于共产党人的经济纲领。这包括军民大生产运动，力求在每个地区做到粮食自给，以及达到棉花生产自给这一较难完成的目标。共延安时期的毛泽东。他在凝思。
产党人在改良籽种和农业技术方面是感到不足的，但他们重视互助垦荒，提倡在农民之间组织变工队、运输互助组和小规模的工业合作社，来弥补其不足之处。由于旧秩序素来反对农户之间有任何形式的合伙往来，以免损害当局的权力，所以村一级农民合作的巨大潜力是现成摆在那里，可供共产党人去开发的。
同1927 年后在荒野里奋斗和遭受灾难的年月比起来，1936 年以后延安统一战线的10 年期间充满了活力、生气和创新精神。这时的中共并未放弃他们正统的共产主义目标，但他们强调“土地改革”，尽管他们决不是“单纯的土地改革者”。当富于事业心的美国记者埃德加？ 斯诺在长征后访问毛及其同僚时，他发现他们是一些满怀信心甚至偷快的老练革命家。他们那种朴实的恳切态度以及对农民事业明显的献身精神，在《西行漫记）里描绘得栩栩如生，促使世界各地的读者浮想联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凡来自浓雾弥漫和充满着失望情绪的陪都重庆的外国客人，都对延安那种感人的乐观态度和明朗气氛有了深刻的印象。这时期的共产党宣传工作不受严格的条条框框的限制，只是提出要争取“国家独立、民主自由和人民幸福”（其含义与孙的三民主义相同），而不再强调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化、阶级斗争、专政甚或那个并不存在的无产阶级了。然而，外界观察者所看到的外表并没有透礴出党的内心目标和方法，也没有透露出它的战时壮大期间组织中央权力机构的问题。
战时意识形态方面的发展
毛在1940年提出的三大目标是实行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当时并没有宣扬的第四个目标是建立一支百万人的军队。根本问题是要维持一个怀有远大革命目标的列宁主义政党，同时在抗击日本和改造中国这双重任务中争取尽可能多的盟友。
为了这一目的，中共的统一战线策略是老练、灵活而卓有成效的。按照莱曼？ 范？斯莱克的说法，他们“用尽可能易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