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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像他们同时代的日本同志那样，第一步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着重挑选那些最适合他们国情的内容。北京大学的马克思主义先驱李大钊曾是毛泽东的老师，是个积极的行动主义者，他相信人完全有能力改变自身的环境，或者用莫里斯？ 迈斯纳的话来说，相信“人类的良知有塑造社会现实的本领”。这种唯意志论加上强烈的爱国热情，以及对中国人民——农民——作为潜在革命者的深信不疑，成为毛泽东的典型信条。
另一方面，在日本侵华战争有助于使共产主义运动重振声势之前，有一些原因使这个运动受到遏制，几乎被镇压下去。一个原因是国民党在南京为它的新政府罗致了埋没的人才并赢得了他们的支持。另一个原因是国民党的镇压措施杀戮了成千上万的左倾青年。但运动迟迟没有进展的最根本的原因也许还在于中国共产党（以后简称中共）本身，以及莫斯科共产国际决策人所指示并获得中共赞同的以城市工作为主的正统方针。罗伊？ 霍夫海因茨评论说，早期中共“没有及时地重视农村工作”。如果我们追溯党的路线在早期的变化——按“历史规律”用“阶级分析”的方法选择盟友和孤立敌人，同时又保持基本目标不变这种巧妙的手段——上述情况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
共产国际的困难。1920 年，在共产国际特派员吴廷康（Gregroy Voitinsky ）敦促陈独秀召集一个革命知识分子的混合小组组成共产党之后，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把他们锻炼成为一个真正布尔什维克的组织。他们很早就积极从事工人运动，但正如韦慕庭（C？M？Wilbur ）所指出的，他们的党员人数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满10 阅人，直到1925 年的五卅运动掀起了反帝情绪的高潮，党员人数才增加到10 倍。国民党人数较多这一点，加剧了共产党经常存在的一个问题：怎样根据理论原则来抓住政治机会，从而避免陷入纯属无原则的机会主义。由于共产党需要有合理的灵活性以及有理论根据的见机行事的态度，党的路线就成为很值得研究的题目。
中共开头便把中国社会划分为工人阶级（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资本家）以及其他反动阶级（军阀、封建地主等）。他们在1922 年6 月（党正式成立后一年）的第一次宣言中呼吁成立统一战线以反对军阀，而在这统一战线中，中共将代表工人（他们像马克思那样，认为一个党能够确实成为一个阶级的喉舌）和贫农，而“民主政党”（国民党）将代表资产阶级分子。
这个观点违反了列宁早期的决定，即中共必须通过现有的革命运动来进行工作，而不应单独依靠自己的力量，冒败亡的风险。于是共产国际不久就宣布：国民党确实地、而且完全破格地是“四个阶级的联盟”（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工人和农民），并声称中共不应作为“党外联盟”（即从四个阶级的联盟之外）而应作为“党内联盟”来搞统一战线，这就是说，中共党员应以个人身份成为国民党员，但同时仍旧是中共机构的一员。1923 年6 月的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在肯定这一巧妙的想法时，响应了共产国际的声明，宣称国民党“应当是国民革命的中心力量”。当国民党于1924 年1 月接受了这种双重党员身份后，双方就开始竞赛，看哪个党更善于利用另一党。当时共产党员在国民党里取得了关键性的职位。
共产国际遵循这种看法（为斯大林所提倡，受托洛茨基指责），于1926 年12 月命令中共参加武汉国民政府的左派，因为当时这个政府被认为是三个阶级（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这样做的目的，是要把革命运动过渡到排除民族资产阶级（大资本家）的阶段。因此中共作为一个“党内联盟”继续谋取政权，即使它这种隶属于武汉政府的地位妨碍它利用当时农民的骚动。共产国际的“党内联盟”策略最后失败了，这首先表现为武汉国民党左派与南京国民党右派的分裂（ 1927 年2 一4 月），继则表现为武汉政府的驱逐共产党人（1927 年7 月）。
在共产国际的命令下，这时中共调整了它的方针（ 1927 年8 月）。它谴责陈独秀（他后来又被开除出党）和“党的领导干部”（他们自己也参与谴责）犯了“机会主义”错误。“他们经常犹豫不决，他们提倡那些错误的、不革命的理论完全与共产国际的指示与决议不符 简直等于出卖革命。”中共同时接受了斯大林的观点，认为革命正在进人“较高”阶段，必须以城乡的秘密策动和武装暴动为其特征。然而，它在口头上仍说有必要“在国民党内部取得领导权”，这话除了支持斯大林以反对托洛茨基外，毫无意义可言。
1927 年9 月，中共遵照这条新的路线，在湖南举行了秋收起义（由毛泽东领导），并占领了华南港口汕头达一星期之久。12 月，它在广州发动了历时四天的起义（“广州公社”）。这些以及类似的努力都失败了。1928 年6 月和7 月间，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有80名以上的代表出席。这是由共产国际精心布置的一次会议，会上试图制订出一条新的路线。它一方面谴责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偏差，同样也谴责陈的后继者犯了左倾“盲动主义”偏差，造成了起义的失败。新路线认为革命处于“两个高潮间的低潮”，而鉴于新的“革命高潮”必将到来，中共必须为武装起义预作准备。土地革命是整个中国革命的主要“内容”，但它必须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才能获得成功。1928 年，斯大林竭力主张在城乡一起进行组织上的准备工作和斗争，以争取群众的支持。以统一战线接管国民党的工作现在改为建立一个独立的共产党政权，作为部分地以农村苏维埃为基础的国中之国。这时年青的中共领导人散处在莫斯科、上海、江西和其他小根据地，它的组织已分散。要想取得一致意见是困难的。如理查德？ 桑顿所指出的，莫斯科任命的新总书记李立三有他自己的奢望，他在1928 一1930 年间继续执行早已导致惨败的极端主义的武装起义路线。他命令中共机构尽力组织城市工人，以便举行政治罢工和武装起义。他是想利用工会会员以达到党的目标，而不是代表他们为解除经济上的痛苦进行斗争。面对着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和“黄色”（反共）工会运动的竞争，李立三和他当时的盟友周恩来在工作上毫无进展。高潮并未到来，在城市里更谈不上。在1924 年，有2 / 3 的党员被划为无产阶级，另有1/5被划为知识分子。1930 年周恩来报告说，在12 万党员中只有大约2000人是产业工人。此时周反对李并又去莫斯科，那里的共产国际开始对李的计划表示担优。另一方面，毛泽东起初对李的热情表示同情；正如斯图尔特？ 施拉姆所指出的，这一时期开始出现了共产国际及其中国支部之间的对抗。1930 年夏，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军队与华南华北的军阀进行了大规模的战斗。在这一动乱的局势下，出现了李立三企图以暴动夺取大城市的高潮。7 月间共军攻占湖南省会长沙的消息成了头条新闻，但没有几天就被赶走。接着李立三下台，并去莫斯科“学习”（直到1946 年才在华北重新露面）。周恩来在承认他犯了“怯懦的机会主义”错误后仍留在中央委员会。这时在该委员会里主宰一切的，是新近从莫斯科受训回来的一伙28 名“留学生”，他们清洗并重组了党的机构，但发现他们在国民党控制的城市里活动困难，于是就想去接收农村里的苏维埃根据地。
中共头10 年的成败得失，反映了外来思想意识及其制度输人中国并适应于中国之难。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中共领导是一种新事物，他们是一批职业革命家，经过长期的训练，决心按列宁主义的思想方法倾注全力进行组织工作并夺取政权。他们的党不同于借用了类似的列宁主义结构的国民党，所以该党的决定性特点在于他们认定党要作为一个思想意识的实体来发挥作用。从思想上说，领导根据推论的“辩证”理由确定的路线是可进可退的，在处于逆境时可因事制宜灵活执行，它总是牺牲个人，认为在整个事业中个人是可以牺牲的。在实际工作中，共产国际的指示在拟定时往往要提防斯大林在莫斯科的敌人，所以其中经常含有两种可以抉择的互相矛盾的办法，这种使中国方面怀有野心的政策执行者可以曲解路线，以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