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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的运动，以避免阶级斗争。孙又认为民生主义和共产主义没有实际差别，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只是一群想要独占俄国援助的“小伙子”，俄国在必要时是会抛弃他们，同国民党合作的。
中共党员则在城市工人、贫农和学生中间争取坚定的阶级支持。但他们认识到这一阶级基础仍然薄弱。所以他们企图赞同并利用国民革命运动，而不引起其中非共产党的重要人物的反感。不要忘记这时的中国共产党还在幼年时期。1922 年它的党员不超过300 人，1925 年只有1500 人左右，而国民党在1923 年就有了约5 万名党员。如同其他国家的情形一样，这个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是以他们的人数，而是以他们的思想和组织方法显示其重要性的。
这样，国共联盟从一开头就不牢靠，两党只是由于彼此可以利用，有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又有孙逸仙在世时能约束他党内比较反共的分子，才彼此结合在一起的。
国民党取得政权。1925 年3 月孙博士不幸早逝，此后他的信徒们于1926 一1927 年完成了从广州到长江流域的北伐进军。新训练出来的国民革命宣传家在蒋介石军队的前面做宣传工作，因为这时俄国给蒋提供了武器和顾问。这次进军是全国反帝大浪潮的顶峰，而这种高昂的反帝情绪是上海广州两地学生示威和巡捕开枪事件（分别为1925 年5 月30 日和6 月23 日）激起的。这两次挑衅性的引人注目的事件，证明了不平等条约和外国特权仍在那里作祟。随之而来的是在香港为了反对英国人而进行的一次长期的抵货和罢工运动。
这样，从1925 到1927 年，中国民族主义的表现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集中反对英国这个首要的帝国主义国家。英国人为保护他们的地位，一方面把他们在长江流域的汉口和九江的租界交还中国，另一方面在列强支持下组成了一支4 万人的国际部队，以保护上海。大多数教士深恐排外，从内地撤出。1927 年3 月，当革命军开抵南京时，外国侨民区受到袭击，有六人被杀，其余在美英炮艇的炮火掩护下撤走。
正是在1927年春这个时候，革命运动中左右两翼潜在的分裂终于完全暴露了。有两年光景，运动内部的左右两派一般是合作的，虽然早在1926 年3 月，蒋介石就在广州逮捕了一些左派分子，据说是因为发现有绑架他的阴谋而先发制人的。1923 年他在俄国观察3 个月的结果使他意识到了俄国人的方法，从而对共产党的目标产生了怀疑。北伐的成功终于揭开了盖子。简单地说，1927 年3 月间，国民党左翼和共产党人在从广州迁到武汉的革命政府里占据了主导地位。除其他领导人以外，聚集在那里的有国民党创建人的遗埔孙夫人和他的主要信徒汪精卫，还有革命的主要顾问鲍罗廷。武汉已被宣布为新的首都。这符合共产党的策略，因为武汉是个大工业中心。有两名中共党员已经确确实实当了内阁部长。但这个政府在军事实力上是脆弱的。
蒋介石在国民党内保守派头目的支持下，想要取得长江下游富饶的战略中心。蒋一旦掌握了上海南京地区之后，就能先发制人，用武力排斥共产党人，以巩固他的地位。1927 年4 月，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会取得了当地的控制权，与外国军队和战舰相对峙。他们奉共产国际之命，等候蒋前去做他们的盟友，却不料被羽翼丰满后的蒋所袭击和消灭。蒋定都南京，此后不久，一个地方将领夺取了武汉政权，粉碎了左翼政府。该政府的一些领导人逃往莫斯科。南京新政府把中国共产党人逐出国民党队伍，并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恐怖统治镇压共产党的革命。这一举动大体上暂时获得了胜利。有几小队共产党员领导的队伍起义了。1927 年12 月共产党人发动了广州起义。但在这次夺权失败后，他们就撤退到华中江西省的山区。
共产国际这次在中国革命中的实验遭到名誉扫地的失败，这种失败是曾经受到莫斯科权力斗争的影响的。托洛茨基及其追随者批评共产国际想通过国民党来发动革命的办法。他们预见到蒋介石的“叛卖行径”，竭力主张在共产党的完全领导下按照独立自主的纲领，在中国逐渐建立一些工农苏维埃。然而，斯大林及其支持者争辩说，在中国那样一个落后的国家里，如果进行独立的共产主义运动，那就只会更早地招致镇压。他们寄希望于革命的后期，那时共产党人就能抛弃他们的国民党盟友，像（用斯大林的话来说）“挤干了汁的柠檬”一样。不管这两种互不相让的战略优劣如何，明显的事实是右翼国民党人先下手把共产党挤瘪了。
共产国际的处置失当，大部分无疑地由于它离行动的场所太远。斯大林和他的同僚缺乏瞬息可达的无线电通讯手段，要想单凭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在上海那样混乱的地方策划史无前例的革命暴动，那是无法获得成功的。共产国际在中国的秘密计划也被它自己先前的行动所挫败，亦即共产国际先把集权的苏维埃式的政党机器教给了国民党，使它比一个公开的西方式议会政党难以渗透和颠覆得多。最后，共产国际拿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和领导人陈独秀当了替罪羊。他在1929 年被开除出党。
蒋介石同共产党的决裂，是在革命过程的某一阶段借以巩固国民革命成果的一项办法，他不等到实行阶级斗争、社会革命和改造农民生活就刹车了。南京政府获得的这种巩固，再加上制止叛乱的军事行动，使蒋介石和国民党的领导人能够完成表面上的国家统一，得到列强的承认，并开始实行一系列行政改革，作为取消不平等条约的必要前提。1928 年春，蒋率军继续北伐，从长江向北京挺进，于6 月间将其占领，改名为北平。11月，东北的青年军阀承认了南京政府的法统，从而完成了全中国名义上的统一。同时外国纷纷同南京政府缔结条约，使国民革命获得国际承认。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些成就可以当作是至今尚未完成的一个漫长过程的片段。这就是逐步动员中国人民，使他们参加国家政治生活的过程。在实现全民动员这个潜在的可能性方面，国民革命只完成了其中的一部分，这一事实日后给共产党人提供了机会。
第10章 南京政府
历史上经常有这种由来已久的通例，即任何一个政权都要受到后继者的谴责。南京关于袁世凯和军阀没有说过什么好话。在今天的人民共和国，国民党时代被看作是个黑暗时代，封建落后、帝国主义侵略和社会弊端达到了顶点。然而，在中国奋力谋求新生的长期斗争过程中，南京政权开头的10 年是1912 年以来最充满希望的时期。现在让我们来考察这一时期本身，它是两段乱世间的间歇期，前一段是军阀为患，后一段是日本侵略之灾。
现在回顾起来，南京时期最值得体味的特点是，到那时为止中国的一些现代事物是相当肤浅的。当时我们美国人接触到的那个现代中国，是轻敷在古老文明表面的一层粉饰。在这层虚饰底下，旧中国仍在半个大陆的农村里继续存在。但由于语言的障碍、物质生活水平的悬殊以及社会的禁忌，这个旧中国是同我们隔绝的。美国人没有直接接触这古老文化的大量残留物。我们对它的了解是通过现代中国的媒介获得的，其中包括受过教育的名流、铁路和轮船的交通线路、用现代汉语编写的书籍报刊，以及从西方吸收的概念和兴趣。所有这些汇集在一起的中国现代生活的代表人物——金融家、学生、城市无产阶级、人力车夫（一项新职业）以及受过训练的士兵——都是新社会的参加者，而这种新社会则在中国土地上体现了新的世界文化，如识字通文、电讯交通、现代工业、世界市场以及群众运动。这个新中国的生活和我们外国的生活相互渗透，但在它的下面和后面却潜藏着古老的中国社会，而且外来的异族文化传统扎根于其中，这是西方人所不能理解的，而且往往现代的中国人也不能理解。
我们不能理解的部分原因，在于我们误认为中国现代那层虚饰的薄盖就是中国生活的全部。这种误解是特别容易产生的，因为中国的权力机构几乎被中国社会的最上层人物——富翁、官僚和文化阶层——所垄断。主宰着政府、银行、教育、报纸和官僚的，是新的一代人物，其中许多人确实懂得英语，因而更易于按照西方方式来处理中国所生疏的问题。
总之，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仍为一小批统治阶级所主宰，而在华的外国人因享受着不平等条约所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