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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宫大门口天安门举行群众集会示威。他们焚烧了一名亲日内阁官员的房子，抓获并殴打了中国驻日公使。警察袭击了学生。为此学生们举行罢课，通电各地学生，派出爱国小组到民间广发传单，发表演说。天津、上海、南京、武汉、福州、广州和其他地方也举行了类似的示威集会和游行。有几名学生被杀死，有的受了伤。监牢里关满了示威的学生。抗议的精神也传到商人中间，他们以关闭店门的罢市方式来参加这一活动，在1919 年6 月里，罢市遍及全国各中心城市。这又发展成为抵制日货运动，还引起同日本侨民的冲突。爱国学生在一年多时间内不断进行鼓动，要求摧毁日本在中国的市场，并取得了可观的效果。同时新成立的工会也举行罢工，参加了这次空前的最广泛的表达民族感情的示威。
这一运动的惊人之处在于它是由知识分子领导的，并且他们在反帝的政治纲领中一并提出了科学和民主的新文化思想以及新爱国精神。中国的学生阶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地自动承担了为中国命运操心的责任。他们甚至通过学生组织深人到农村老百姓当中去，使学者在一项共同事业中同农民发生接触。但他们的主要影响仍限于城市。
文学在鼓动工作中带了头，表现在用白话文写成的小说和短篇故事上面。大多数作家是上层阶级出身的饱学之士。其领导人物在日本留过学，但他们一回国就过着城市贫民的生活，并且往往受警察的欺凌。他们的读者主要是城市里的青年学生，像作者一样被卷进了社会革命的洪流。他们反对家庭制度的束缚，力主个性的自我表现，包括性的自由。利奥？ 李、默尔？ 戈德曼、哈里特？ 米尔斯等人已经指出，有些新文学倡导者用第一人称或日记体裁，发表了个人的风月情思或风流艳事，使道学先生为之咋舌。在20 年代后期，因人们努力奋斗，想干一番事业和献身社会，所以出现了不那么情思绵绵而比较关心社会的作品。
20 年代的杰出作家鲁迅（1881 一1936 年），出身于浙江破落士绅家庭。他考取过秀才，在海陆军学校学过科学。起初他在日本学医，但终于把兴趣放在文学上面，作为改造社会的一种手段。他早期想通过翻译西方著作、特别是斯拉夫文学作品（根据德译本转译）来唤醒同胞，但没有得到反应。他回国后在北京担任政府里的差使，极为失意。到了1918 年他在（新青年）上发表了讽刺文《狂人日记》 以后才一举成名。日记中的狂人发现史书里讲“仁义道德”文章的字里行间，到处都有“吃人”二字。他说中国的文化是“奴才伺候主子的文化，而那些主子是以人民大众的苦难为代价而青云直上的”。
国民革命
一般地说，20 年代的国民革命结合了两种趋势：一种是在一个坚强人物（这次是蒋介石）的领导下重新走向国家统一的传统趋势；一种是采用西方管理方法，灌输效忠于国家的新思想，以一党专政（而不是建立新朝代）来垄断权力，从而接近于现代政体的新趋势。革命背后的主导思想感情是力求国内统一和摆脱外来控制的民族主义。但它的阶级基础仍然是有文化的上层。事实上，1927 年之后10 年间的南京政府创建了上层阶级的体制，反对彻底改变普通农民生活的思想。国民党事业的这种举步不前的性质，以及它在改组中国社会方面所抱的有限目标，在20 年代表现得十分清楚。1922 年孙逸仙决定向苏俄学习，而1927 年蒋介石却决定同苏俄决裂，就是例证。
国共联盟。中国的国民革命，在其力求摆脱帝国主义的不平等条约和其他束缚方面，当然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苏俄榜样的深刻影响。列宁主义理论把反帝事业视为超出一国范围之外的事业，把它看作是全世界历史趋势的一部分。中国的政治见解一向建筑在普遍原则的基础之上，而中华帝国在传统上曾自命为包括整个文明世界，所以，中国革命者毫不迟疑地企图把普遍有效的理论作为他们事业的基础。1921 年夏，共产党在上海成立，陈独秀成为该党创建人之一。孙逸仙虽不赞成共产党的阶级斗争思想，但在他去世（1925 年3 月）前几年，却充分认识到共产党的方法非常有用，因此在他的国民革命事业中接受了共产党的合作。俄国布尔什维克已经把分散在各国的许多团体组成共产国际。他们在1919 年召开了第一次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之后，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为止，一共又开了6 次国际代表大会。在紧接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时期内，共产国际鼓励在欧洲的许多国家积极推进革命。但是，在1921 年列宁把苏联转向他的新经济政策以后，虽然共产国际仍与欧洲复活的社会党互争雄长，但是除了在中国以外，它不是那么积极推动革命的了。
列宁认为，西方资本主义正在利用亚洲的落后国家，作为获取利润的源泉，以支撑资本主义体系。如果没有帝国主义对亚洲的剥削，使西方工人仍能得到较高工资，资本主义就会垮得更快。亚洲的民族主义革命（国民革命）会夺去帝国主义列强的有利市场和原料供应，从而在西方资本主义最脆弱之处对其发动“侧攻”。这一最脆弱之处就是帝国主义所主宰的剥削工人阶级最为残酷的亚洲经济部门。所以布尔什维克从一开始就号召殖民地各族人民起来反抗他们的西方主子。从此以后，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解释就日益为亚洲知识分子所接受。
对于中国，苏联政府认为它在那里难以有所作为，便冠冕堂皇地宣称放弃沙俄时代根据一切不平等条约享有的特权。但其后证明，它对沙俄在东北的特权是善于斤斤计较的能手，并且它的外交部仍然同北京政府和华北军阀有外交往来，而同时共产国际又在那里从事颠覆性的革命活动。从1922 到1927 年期间，共产国际选中了中国作为它对外斗争的主要地区，并把英帝国主义作为主要的攻击目标。
从孙逸仙方面来说，他历经30 年的政治鼓动生活以后，到1922 年正是他命运最不济的时候。他曾被推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但旋即看到他的国家分裂成军阀割据的局面。他企图通过军阀来统一中国，这种努力使他同广州的机会主义军事头目交往频繁。1922 年6 月，他原想设法用策略争取的广州一个军阀竟然同他翻了脸。孙被迫在8 月间逃亡到上海。恰在此刻，孙已经显示出了是个卓越的中国民族主义领袖，但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完成革命，因此他就同第三国际实行合作。1929 年9 月，他开始按照苏联的路线改组国民党。这纯粹是权宜之计的结合。孙博士和苏联代表在1923 年1 月联名发表的协约，是个内容极为有限的协定。协约中说孙并不赞成中国实行共产主义，因为它同中国的国情不合，又说苏联同意中国需要统一和独立，并准备协助中国进行国民革命。正如孙在当时写信告诉蒋介石的，他不得不向那些能够援手的人寻求帮助。西方列强没有提供援助。但是，虽然这时孙寻求并取得了苏俄的援助，在他的心中共产主义却并没有代替三民主义成为中国革命的纲领——即使他觉得，把共产党所重视的以反帝口号激发群众运动的做法吸收进他的思想是有用的。
根据这个勉强的联盟关系，苏联马上提供了援助。1923 年后期蒋介石在俄国逗留三个月，回国后于1924 年在广州当上了新设立的黄埔军官学校的校长。同时苏联顾问鲍罗廷成为指导国民党怎样进行革命活动的专家，鲍罗廷曾在美国住过，是个能干的组织家。他协助成立一所政治学院，给国民党训练宣传人员，指导国民党政治活动分子怎样去获得民众的支持。这时国民党仿照苏联的样子，成立了地方党部，并由地方党部选出代表参加党代表大会。1924年1 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出了一个模仿苏联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作为党的最高权力机关。鲍罗廷起草了新党章。
除了协助国民革命以外，共产国际进一步的目标是发展中国共产党，使它在国民党内占有战略地位，以便最后控制国民党。根据同国民党达成的协议，中共党员可以以个人名义参加国民党，同时中国共产党仍旧单独存在。孙逸仙似乎认为容共是可行的，因为他们人数不多。两党在反帝的基础上联合了起来，而国民党的目标在于领导一个广泛的、全国性的、多阶级的运动，以避免阶级斗争。孙又认为民生主义和共产主义没有实际差别，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只是一群想要独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