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们也能理解，为什么这次起义会在最南方的几个省份开始。广州地区及其腹地同日益增多的对外贸易关系最为悠久，不仅有西方商人在广州从事这种贸易，而且有中国商人与东南亚地区进行的贸易。由于中国商人和海盗默许外国人从印度进口鸦片，混乱随之发生。此外，这个地区是清朝最后征服的，因而恰恰就在这片受外贸搅乱影响最深的地区，清朝的军事控制力量比较薄弱。据小弗雷德里克？ 韦克曼所作的分析，当地社会受大地主家族的控制，在这政府软弱无能的时代，他们的团练常常进行村与村或几个村子与几个村子之间的械斗。这种当地的械斗是由姓族之间的纠纷引起的，因为华南已经接纳了北方的几次移民，例如客家人，他们的风俗习惯与较早去的汉族居民以及山地部族都不相同。最后，随着人口的增长和生活条件的恶化，外国的鸦片贸易对于产生反朝廷的秘密会社起了关键作用，特别是在贸易所经过的地区。这些秘密会社是称兄道弟的结盟组织，对那些不满政府挺而走险的社会下层提供了互助。按照传统的方式，三合会的各分支和衍生组织是领导叛乱的天然候选人，而在海外华侨和从事外贸的人员中间，三合会早已遍布各处。太平军没有同这些已有的叛乱组织联合起来，其直接原因在于太平军创建人洪秀全的个性。
这位失意的儒生怎样受神启示，并且成了半个中国的造反皇帝，是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传奇故事。洪在1814 年出身于一个客家家族。他三次去广州府应试落第。在有一次落第之后，他生了病，神志昏迷。他相信自己见到了一位可敬的圣人，这位圣人嘱咐他去战胜恶魔，拯救生灵。受这启示后，他从广州回家，仍当农村塾师，随身带一本基督教传道小册子《劝世良言》 。说也奇怪，洪似乎是到六年之后即1843 年才第一次阅读此书和其中所引的圣经文句的。书里的教导同他梦中所受的启示正好符合，使他深信自己受了上帝的召唤。他成了一个到处宣讲的传道者，并在广西西江沿岸一带的村庄里收了信徒，这些跟从他的人不久就组成了“拜上帝会”。
其后他去广州访问了一位耶稣教传教士，在他家里住了两个月。这次访问增加了他的教义知识和坚定了他的使命感。他为他的信徒撰写赞歌和传道文章。他同他们一起行洗礼，捣毁当地寺庙里的偶像，并向上帝祷告。不久他就有了一两千受过洗礼的信徒，并开始在他传道时说些排满的话。在这越来越混乱的时代，他的左右助手已创立了一个武装组织，用以防御土匪，进行械斗，或反对当地士绅武装起来的团练。在这些似属偶然的因素结合之下，洪所领导的运动声势日壮。领袖们在1851 年给这一运动冠以朝代的称号——太平天国，从而举起了公开反叛的大旗。
叛乱发动后迅即扩大，领袖们就引兵北伐，进入长江流域。官军在湖南省长沙固守，但在其他地方都被击溃或作战略撤退。官军“打胜仗”（这是官军头目照例必须向皇上奏报的消息）的地点越来越接近北京。1853 年初，太平军攻占并焚烧武汉，以50 万之众开始乘船沿江而下。1853 年3 月，他们占领了南京，定都该城。远征部队继续往北推进，迫近天津不到30 英里，但未能占领皇朝政权的象征——北京。太平军于是在长江下游建立基地，但起初没有采取攻占上海的措施。其后10 年间，双方血战多次，但官军与叛军仍相持不下。这样大的一次叛乱为什么发动得那么快，时间拖了那么长才宣告失败，这自然需要一番解释。但按今天研究所得，我们关于太平军的思想意识和领导人员的情况能够谈得多一些，不细谈关于它的实际施政情况。
太平教。洪秀全从教会翻译的书籍，主要是从《旧约》 里挑选基督教的一些原理来创立他的新教：独一无二的、万能的创世主，他所具有的一切人的精神父亲的身份，祷告的灵验，洗礼，守安息日，十诫，天国的报应，连同创世、洪水、从埃及出亡等故事。可是，他认为耶稣关于爱、宽恕和关怀邻人等精神力量的教导没有多大用处。洪自封为耶稣的弟弟、上帝的次子，是被上帝派到世间来建立新天堂的。这样他就成为一个伪基督启示的新源泉。
洪为了准备应试曾经读了那么多年的儒家经书，所以他在自己的神学里表达的孔子，必然比耶稣社会准则来得多。据史文生分析，太平军的传道书里夹杂着许多来自《论语）、（孟子》 以及其他中国古书中的引语，但往往没有指出来源或者稍有改动。他们抛弃了基督教关于原罪的基本思想，赞成中国人关于性本善这个比较乐观的信念，这当然使基督教的忏悔意义不那么大了。太平军重视许多传统的道德观念：必须保持基本的社会差别和关系，应当按照身份表现正确的行为，需要听从天命，抱有大同理想。
最有意思的是他们对位记译名的选择，这对中国所有提倡一神论的人来说是个关键性的决定。早期的耶稣会教士决定把它译成“天”和“上帝”，但在著名的“礼仪争论”中，他们的敌手于17 巧年获得教皇的赞同，译为“天主”。19 世纪中叶的耶稣教各派教会对“上帝”和“神”两种译名始终相持不下，彼此的意见不可调和，以致他们终于出了《圣经》 的两种译本。洪秀全选用“天”作为主要译名，因此他的天（Od ）就一下子具有中国的传统意义，例如受命于天的“天”。由此可见，太平天国的宗教表面上具有基督教的架子，但这架子被他们歪曲，以适应他们的需要。他们的宗教文献里搀进了不少零零碎碎的儒家经典学说，但取消了像孝道这样一个关键的因素。总之，他们炮制了他们自己的混合物。
狂热是他们一下子取得成功的宝贵因素，这种精神一部分是由太平军的另一领袖、？以前的烧炭工人杨秀清提供的。杨所受的教育比洪少，但在政治组织和军事领导方面的才能比洪高明得多。他很早就具有直接从上帝获得启示的能力，因为在危难之际上帝常常通过他的口作出明确的指示。洪从来没有找到这种能力，因此几乎无话可说。杨领中军主将，是上帝兼圣灵的第三个儿子，在1856 年被洪秀全谋杀前，执掌南京的主要大权。总起来说，有一件事似乎很明显，并且也是各学派的中国学者共同指出的，即这次大叛乱的失败主要是由于领导措施失当。尽管他们有冲天热情，手下的信徒起初都乐于为他们效命，但洪、杨和其他领袖都被他们的宗教蒙住了眼睛，不能建立一个有效的政府。这批客家领导者是一个少数集团的失意落魄的人。在南京他们就立即仿效以前各个朝代，建立贵族阶层和六部，实行科举，设置层层官僚机构，根据服饰和礼仪给这批显贵中的各级人员规定各种节约的费用标准。但他们从来没有对农村实行一套有效的民政和管理办法，因此完全不能在各个村庄领导一次真正的社会革命。正如库恩所说的，太平军“实际上始终被围困在城市里”，而他们的敌人，即儒家的上层士绅则仍控制着农村，并终于动员了农村的力量来反对他们。
太平军未能争取任何一批儒士文人来参加他们的运动，总起来说这是他们政治失败的主要因素。与此同时，他们未能与反满的秘密会社、特别是三合会通力合作，其部分原因似乎是由于太平军狂热分子所奉行的“基督教”礼仪和信条，同三合会所奉行的来自中国民间宗教的仪式互不相容。例如，三合会仪式中使用字典里所没有的怪字，三合会员敬拜北斗，诵三十六咒，献血为盟，祭祀代表天、地、人的三才。
三合会在华南广泛分布，分五处山堂，首脑在福建，其他堂口在广东和广西，在清朝下级文武官员中拥有广大徒众，因此，三合会对太平天国事业的帮助本来是会有实际价值的。三合会在南方各口岸与外贸有关的小商人和海员间也有不少成员。1853 年，与三合会有联系的叛乱分子竟然攻占了靠近新设租界的上海旧城，并坚守了17 个月，但这时南京的太平军又未能同他们协力作战。太平军也未能在上海森得通商各国的友谊。
太平天国的共产生义。太平天国领袖在社会和经济方面对中国生活进行改组的摸索工作，从他们运用孔子以前的经书如《周礼》里面的古代乌托邦思想这一点可以明显看出。这种方案是中国较早时期的改革家也曾提倡过的。这些古代的经文要求实行一种原始共产主义，其办法是每25 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