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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相对说来是长不好庄稼的，这只能靠雨水不断地从山上把新的沉积物冲到下面耕地上得到部分的补偿。即使如此，华南的人口密集中心主要也只限于长江沿岸的冲积平原或河口三角洲上，例如上海地区或广州周围地区。另一方面，华北的土壤由于比较缺水，没有受渗而仍保有较丰富的矿物养分。事实上，有时水份的蒸发把盐碱带到土壤表面，而又没有雨水把它冲掉（如在蒙古那样），于是在土表便形成一层盐碱硬壳而不能耕种。
气温对维护华北的土壤也起着作用，因为严寒的大陆冬季（颇像美国中西部的冬季），使植物的生长季节仅有半年光景。在中国最南部，终年栽植庄稼，稻谷可收两季或三季。我们很容易忘记，上海的纬度与新奥尔良和苏伊士的相同。而广州的纬度与哈瓦那和加尔各答的相同，已进人热带地区。这就说明为什么大部分中国人，生活在较丰饶的华南水稻经济区内。种水稻需要投人较多的水和劳力，但产量比种小麦高一倍以上。由此可见，南北的雨量、土壤、气温这些因素大致趋于平衡，华北土壤在水份充足时是非常肥沃的，但缺水的现象往往很严重，而冬天又太冷；华南不缺水，气候条件好，但一般土壤贫瘠。在这两种情况上，自然资源由人的不懈努力加以补充，而利用人粪不过是比较突出的一种形式。如果没有充足的粪便或相当的化肥施回土中，中国是没有一块地区供养它今日这么多的人口的。从空中看中国城市，它们的周围都密布一圈绿色庄稼，而往外的颜色渐渐变浅，这种现象决非偶然。每个城市中心都供应着四周商品菜园的肥料。
从人口分布图，可以看出中国人口密集在四大地区，这些地区只占该国总面积的一小部分。第一地区是华北平原；第二是西部群山环绕的四川平原；第三是从武汉到上海的长江下游，包括汉口以南的湖南稻乡；第四是南方广州三角洲。早期西方旅游者，从方言差异和各省大小的角度，把中国比作欧洲。例如，华中沿长江三个地区——西边的四川省，武汉南北的湖南、湖北两省，以及下游的长江三角洲——的面积分别与德国相坍，而每个地区的人口多于德国。
华南的商业和货运依靠水路，现代的大城市——广州、上海、武汉乃至天津——都兴起在海上贸易与内陆水运商业汇合之处。但中国的对外贸易一向使外商的极大期望落空。中国从北到南的纬度，相当于从加拿大到古巴，保持着一个大部分自给自足的次大陆特色。乔治？ 华盛顿的同代人伟大的乾隆皇帝，在其致英王乔治三世的著名诏书中说，“天朝国威远被，万国来宾，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奇不有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
尽管中国班土广囊而各地景象又千差万别，但这次大陆始终维持一个政治统一体，而欧洲却未能做到这一点，这是不足为奇的，因为维系整个中国在一起的生活方式，比我们西方的更加根深蒂固，并且自古一直延续到今，可以说是更加源远流长。
中国的渊源
1929 年在北京附近周口店一个大山洞里，发现了一个北京人的头骨，轰动一时。这在考古学上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因为后来又发掘出大约有4O 个人的头骨碎片，以及当时的兽骨、人类使用的工具和用火的证据。所有这些在同一个地点发现，是极不寻常的。也许生活在50 万或4O 万年以前的北京人，是人类祖先之一，他的头颅骨浅低，下额骨后缩，但头盖骨内有相当大的容积。1964年，在西安以南的蓝田发现了一个更加原始的猿人近亲头骨。人民共和国考古学方面的革命，至今已找出了许多分布广泛的旧石器时代后期的遗址、头骨和其他遗物。
同时，自1949 年以来还发现了上千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这些了不起的工作，已经完全修改了中国的史前史。据K？C？张所作的结论，这些新发现说明，在黄河南部河曲以下，介于森林高地和沼泽低地之间，开始有了定居的农业社会。例如，公元前4000年左右，西安郊外的半坡村民赖小米为生，辅之以渔猎，他们用丝麻制成织物，夯土营造室内地面和墙垣（一个木框架里将土层层夯实）。他们饲养猪犬作为主要家畜，把谷物藏在瓦罐里，其上饰有表示鱼、兽和植物的花纹，以及一些显然是中国文字前身的符号。但是，除这华北彩陶期文化外，还在东南沿海、台湾和长江下游那些早已种植水稻的地区，也发现了同时代的文化遗址。
离彩陶文化较远的地方，已经发现了较浅的带光泽的黑陶层遗址，地域更为广泛，分布在华北、长江流域乃至东南沿海。这表明新石器时代的农业地区范围扩大，其中包括许多地区性小范围文化遗址。由此可见，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似乎是继旧石器时代之后，在若干中心地点发展起来的，从而使一些西方考古学家的旧学说，现已成为过时的学说，因为那种学说认为中国史前文化是“渗入文化”，主要带有通过中亚而来的中东文化的特征。何炳棣列举了来自东亚以外的文化贡献：小麦和大麦、马拉车、陶器的某些装饰花纹和式样，所有这一切似乎是公元前2000年末来自西亚的，但那是中国社会早已定型之后的事。关于青铜冶炼术方面，一般曾提起来自南方的影响问题，因为在泰国发现了早于公元前3000年的青铜器（而在近东，还要早几千年）。但想在近东各个分开的和不同的史前文化间，找出早期有何广泛的交往以说明文化是否发生“扩散”这一问题，现在已投有人提起了。每种主要的文化天然是当地的成就，但决不是孤立的。
在种族方面，中国人具有易于使人误解的单一性，而这在人类学的考察下是站不住脚的。北亚与中亚的各族人民，曾不断进入中国这块土地，有时还加以统治，虽然他们从来没有在数量上占据优势，足以压倒中国文化。长城以北的干早草原，曾是游牧入侵者的生息之地，他们从未能够取代中国稠密的农业人口，而只能使种族多样化。因此，所谓蒙古族型是由许多混杂的血缘合成的，其中扁鼻和鹰钩鼻、黑发和红发、有须和无须的特征，统统都有，而且，如蒙古型眼皮这种所谓共同的特征也决不是普遍的。
人与自然的协调
不管是文明的什么组成部分——民族或文化特征——只要一进入中国，它们就都并入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活方式，受其大地和大地利用方式的哺育、制约与限制。仅举一事为例，华北人民从新石器时代起，就在中国西北厚达150 英尺或以上、面积约10 万平方英里、由风力运积而成的细黄土层里，挖筑窑洞住家。黄土有沿纵向产生裂缝的性质，适于在其中开挖窑洞。至今仍有几十万人居住在黄土峭壁旁边挖掘的窑洞里。它们冬暖夏凉，安全可靠，但只怕地震。
中国西北的黄土似乎从未牛长过森林。凡是碰到有森林的地方，中国人也像早期的其他民族和近代的美国拓荒者那样，把森林伐掉。由此而引起的土壤侵蚀，经历若干世纪改变了他们国家的面貌。这种侵蚀至今仍然是个大问题。黄河水力带下来的黄土，在山西省和大海之间冲积成华北大平原，这一过程仍在进行。谁要是看了黄河那种咖喱色的滚滚浊流，势不可挡的汹涌在大堤之间，高出地面20 英尺流经离海30英里的人烟稠密的平原；谁要是认识到这浩大的黄色浊流在不断地沉积它的泥沙，使河床愈来愈高出周围的农村，直到不知哪一天由于人的疏忽或上天降灾，它又冲决堤防而使平原沦为泽国；他就不会比在这种场合更生动地感觉到人在大自然面前无能为力的情景了。
毁林、土壤侵蚀和洪水，不断使人们要努力治水。人民共和国最近完成的一项业绩，是在这条“害河”的广阔西部流域栽植树木并拦截支流。在以前的各个时代，中国统治者每隔一定时期，就要面临黄河洪水在华北平原上造成灾祸的既成事实，而对付这项急事则缺乏科学知识与手段。但在早期，平原遭受水灾的问题还没有需要把它排出原始沼泽的问题来得严重；为了排水以及灌溉和防洪而采用的治水技术随之而兴。这样，许多世代的劳力已经花在这块土地上，使它成为今日这种样子，有大堤护河，有纵横交叉的运河和道路，有沟渠和水井以供灌溉，有小路和偶尔残留下来的绿荫墓地把土地划分开来，而这一切都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现代中国所承袭的这块土地，几乎全部用来生产口粮。中国养不起供食品用的牛羊。凡能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