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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资本主义之所以不能在中国兴起，是因为商人从来不能摆脱士绅及其官府代理人的控制而独立自主。在封建时代的欧洲，商人阶级是在城镇里发展起来的。由于地主统治阶级住在乡下的大农庄里，欧洲城镇能在封建体系之外成长起来，而不被吸收进封建体系。中世纪的市民在这些新城镇里有了各自的生息之所，又有民族国家的国王这一新的政治权威来保护他们，于是就取得了独立地位。
中国缺乏这些条件。欧洲式的封建制度很早就被废除，皇帝和他的官吏离不开当地士绅，这些情况使商人在已经建立的秩序之外找不到别的政治势力去寻求特别保护。另外中国的士绅家庭早就成为城市里的主导阶级，因为通常中国的城市最初是作为行政中心而发展起来的。士绅与官吏的重要关系吸引他们住到城里，那里既是文化中心，又是筑有城墙的安全地方，足以防备盗贼或愤怒的农民。士绅家族的最好保障并不只靠田地，而是靠田地与官府特权的结合。家庭产业本身并不可靠，但家中有人做官可以给予保障。因此，士绅阶级这个凌驾于农民经济之上的高贵阶层觉得置田产和当官可靠，经营工商业不可靠。士绅和官府之间互相勾结，务必使商人始终受其控制，让他们孝敬财物，而不能让他们建成独立的经济部门。
在小农生产的条件下，只要经得起政府捐税的压榨，私人企业也可能自由发展，但这并不是资本主义类型的私人企业。农民在自有土地上更精心耕作，官僚就能利用税收，从他们那里得到更多的剩余的产品。根据同一原理，如果工商业者积有余资，官僚也会从旁窥伺，毫不迟疑地动手搜刮。古代中国记载中出现过许多商人，但他们从来不是一个具有政治权力的阶级。早期的皇帝明确规定不让他们参加考试以进人仕途。对统治者来说，商业的发展不如继续掌管农业经济来得重要。他们更多地依靠田赋而不是依靠商业税。
在这因袭下来的社会结构里，上层或统治阶级包括了若干从属阶层；（ subclasses ）地主士绅、士大夫、官吏，还有商人、军阀和帮闲。这个复合的上层阶级是各式各样中国学术文化的积极传递者。在这约占10 ％的一小层中国人民中，产生出大多数的文学和美术，产生出较高的哲学、伦理学以及关于政府的政治思想，并且制定了各种法令，从而增加了财富。这一较高文化阶层的社会准则往下渗人人民大众的头脑里，训练他们服从权威。
第03章 孔孟之道
孔子与马克思二人之间较之以他们命名的两种思想意识之间，更少共同之处，而儒家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间虽有很大差异，也有很多类似之处。然而，旧中国和人民共和国都重视思想意识的作用，因此谁要是不懂得一些儒家思想的传统，他就不能理解毛泽东思想。
只是肤浅地阅读过儒家经籍的西方观察者，早就赞佩其不可知论的重视现世精神，以及在伦理上重视私人关系之间应有正当行为的精神。从儒家思想作为人生哲学这一较广的意义上讲，西方学者一般认为它主张忍耐、和平主人以及妥协等美德；主张中庸之道；主张守旧和知足；主张尊崇祖先、老人和饱学之士；而最主要的是主张一种温和的人本主义——以人而非上帝作为宇宙的中心。
这一切都毋需否认。但是，如果从其社会和政治的角度来看待儒家的这种人生观，即可发现：它的尊老抑幼、崇古贬今、重视现有权威而轻视革新，事实上就已对中国社会稳定不变的问题提供了一项伟大的历史答案。它是所有保守主义思想体系中最为成功的一个。在两千年的大多数岁月里，儒家的思想意识成为世界上这一最大国家里的主要学习科目。单独一套被认为源出于一个古代圣人的始终一贯的思想体系，竟能在这么多世纪里成为政府权力合法性的理论依据，这种现象在世界上任何别的地方是从未有过的。
自然，在两千年过程中，我们称之为儒家思想的这个大范围里已经发生了许多变化——有过衰退和复兴的时期，有过多次的改革运动，在传统思想体系内部有过重点的转移乃至革新。其中派别分歧的范围之广也许仅稍次于基督教的许许多多派别，但肯定是可以同后者相比拟的。因此儒家思想这个词意思很多，用起来要小心。
作为个人的行为准则，儒家思想力图使每个人变成有道德的人，随时准备根据理想的理由以坚持德行，反对人类的谬误，特别是反对昏君。有许多高风亮节的儒家士大夫曾是专制帝王的不共戴天之敌。然而，他们改革朝政的热情以及坚守信念所产生的动力，是为了重申和维护传统的政治形态，而并不是改变它的基本前提。儒家思想至今仍存留在中国政客的头脑中，这是不足为奇的。儒家思想始于战国时代，是想把当时社会秩序拨乱反正的一种手段。它是一种正名分的哲学，因此凡是官僚政治和专制政治盛行的时候都要拿它作为现成的工具。统一中国天下的人都受它无可抗拒的吸引，其原因是很明显的。
当蒋介石为其叛属扣留在西安，于1936 年圣诞节被放回南京时，举国曾为之空前欢腾。但在四天后，他请求辞职：“中正亲总戎机，责在身教，乃精诚未克感通，督教遂鲜明效，以有此毁法阁纪之举。务请钧会府明课中正以责任，严加处分，以惩失职之惫。经此事变，更不宜再受国家之名位。”
九年后在其战时有名的著作《中国之命运》中，蒋介石写道：“故培养国民救国道德即是恢复我国固有的伦理而使之扩充光大。而其重要的条目，则为发扬我国民重礼尚义，明廉知耻的德性。这种德性，即四维八德之所由表现，而四维八德又以‘忠孝’为根本。”
除了这两例外，还可以举出很多。这些表明，直到晚近几十年，中国仍是一个孔教气味十分浓重的国家。就第一例而论，当时谁也没有要蒋辞职，他自己也不打算那样做，于是辞职之请就煞费周章地被拒绝了。就第二例来说，在遭受日本侵略、封锁以及通货膨胀之际，谁也没有指望可以单靠道德品质来拯救中国，蒋自己也没有这样想。但在这两例中，蒋的话勾画出了传统的孔孟之道。
在蒋介石之前，中国有无数的领袖在其击退敌手或外来侵略者时，都引用过孔子的话，而外来的侵略者如日本人那样，在他们力图攫取中国期间，也乞灵于孔圣。今日北京唱的是另一种调子，但在马一毛的管弦乐声中仍能听出孔子的泛音。由于思想意识在共产党统治下起着重大的作用，考察一下中国过去的思想意识是特别饶有趣味的。
儒家原则
现仍隐伏在中国政治生活表面下的孔孟治国之道，是在公元前就制订出来的。其后几世纪里虽对它作了广泛的修改，但直到近代才触动了它的根本。过去遗留的痕迹仍处处可见。
首先，从中国有史之初直到公元前三世纪，社会分成了明显的阶层，一方是官吏和贵族，另一方是普通百姓。前已指出，从商都遗址发掘出来的东西可以证实这一点。古代统治阶级和平民之间的这一社会差别，产生出一种特殊类型的贵族传统，它被儒家保存下来，一直传到今天。早先的贵族变成了士大夫，儒家学说成了他们的思想意识。
孔子所主张的这种才智之士形成的贵族，比起日后欧洲的世袭贵族来，更接近当初希腊人关于贵族的观念：“以最优秀者治国。”在战国时代，帝国尚未统一，百家学说盛行，各大流派的中国思想家都反对当时诸侯所援引的特权世袭原则，而强调人在初生时是平等的：性本善，且具有一种内在的道德观念——用唐纳德？ 芒罗的话来说，就是有一种所谓“能作出评价的智力。”这意思是说，人能达到至善。他可以通过教育，特别是通过他自己内在自我修养的功夫，走向正道，但他也可以通过见贤思齐，学习别人的长处而达到目的。在他自己努力想做好事的过程中，他可以受圣贤和优秀人物的模范榜样的影响，因为他们已经能够把正确的行为放在一切考虑的首位。古代的中国人强调人能够通过教育择善而从，这种观点一直持续到今天。它现在仍然鼓舞着政府去实施道德教育。
以遗威治国。儒家思想当然不是从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