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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书的评论
在过去30 年，谁也没有比费正清用更清楚、更富于洞察力的笔触写过关于中国的书。这就是为什么此书已经是而且长远是经典的原因。
美前驻日大使E？O？赖肖尔
笔调灵动，文风活泼，兼具令人敬畏的学术成就，一部有崇高成就的著作。
史景迁
一部恢宏、充满大无畏精神的巨著，与其研究中国的先驱身份相匹配。
安妮？F？瑟斯顿
以极精炼、清晰的风格讲述中国4000 年纷扰不宁的历史含意深邃，引人入胜。
阿诺德？艾萨克斯
它是有思想的人案头必备之书。
《纽约时报》
时几代学者和一般公众，若想获得有关中国的知识并有洞见，一定要读费正清的著作。
哈佛大学出版社
以出神入化的凝炼之笔勾勒了中国文明的成长在今后几十年是一部无法估量的参考书。
《新共和》
对中国政治体制最全面的介绍旁征博引，充满善意。
《底特律评论》
对于历史学家，它是现代中国的最新历史分析；对于学生，它是关于中国的权威指南；对于外交家和企业家，它成功探索了中美两国间难以捉摸而又最有影响的人类情感脉络。
《中国商业评论》
出版前言
费正清是美国也是世界上最有声望的汉学家。他的著作及其主要观点代表着美国主流社会的看法，对几代美国学者和政治家都有着深刻的影响。
出版此套（费正清文集）对国内读者了解海外在中国问题上的研究成果，冷静看待自己的历史和文化颇有意义。由于费正清是西方的中国问题观察家，看待中国自然也是以西方人的视角，所以，他在书中所表达的观点并不代表我们的认识，甚至有不少观点是我们无法认同的，希望读者在阅读中加以注意。
世界知识出版社
第四版序
E？0？赖肖尔
1948 年，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 第一版问世之时，深受各界称誉，旋即成为经典著作。“经典”一词本有经久不变之义，但以本书而论却不尽然。经相继修订出版之后，它的内容已经有了增加和发展。在1958年第二版中，增加了共产党的胜利和人民共和国头10年的经历。1971年的第三版进而分析了以后的10年，这一版甚至比第一版更受人欢迎，并重新肯定了以往对此书的评价，证明它不仅是一部经典著作，而且是一部不断赶上时代的经典著作。这一评价对于更往下分析第三个10年的第四版来说，无疑仍将是正确的。
修订版意味着增加新的材料，使之赶上时代，并随着人们因时间的流逝对过去的事件有更清楚的认识，而修正一些解释。作者做了这两方面的工作，但更重要的是，他凭藉新的学术成就，增加了大量新的知识和见解，而这些不仅是关于近代事件，甚至还涉及早期中国历史的各个方面，一直远溯到旧石器时代。费正清做这项工作的条件很好，因为在美国大力推进关于中国问题的研究方面，他的贡献比任何人嘟大，而且他所引证的权威人士中，绝大部分是他自己的学生，这些人的研究工作曾是他鼓励和指导过的，而且往往指导到作品出版为止。因此在这第四版中，他不仅限于使早先的著作合乎时代，而且还根据新近的研究成果，重新撰写了相当多的章节。
S？威尔斯在本书第一版序言中的第一句说：“哈佛大学出版社向《外交政策丛书》 读者们所能提供的书，最适时而又最重要的，莫过于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在刚好30年之后的今天，这话对于第四版来说仍然适用。中国人占全人类1/5 以上，而美国人拥有全世界约1/4 的财富。这两大国之间的关系，他们彼此的了解或误解，他们的合作或磨擦，将对于决定人类的未来起重大作用。
在过去30 年，谁也没有比费正清用更清楚、更富于洞察力的笔触写过关于中国的书。在使美国人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传统，中国纷扰不宁的近代历史，以及中国神秘莫测的现状等方面，谁的贡献也没有像费正清那样大。本书由前几版留下来的那些部分，仍闪耀着真知灼见，并又根据新近的研究，有了扩展和加工。凡是关心中国的人，都会反复阅读这些部分，获得知识与乐趣。篇幅很多的新段落叙述了近代事件、中国现状和中美关系的前景；这些部分，依我看来，是所曾见到过的关于这些不容易解释的极其复杂的问题最清晰而又判断十分精确的简略叙述。费正清擅长把多方面的感性认识以及深入的分析同措词的透彻结合起来。这就是为什么此书已经是并且将长远是一本经典著作的原因。
前言
写于1983 年
谁要是把一本出版35 年的书印出增订第四版，总有一些话需要交待。同任何一位诚挚的教授一样，我写此书的目的是向美国人介绍中国，使双方能够和平友好地共处。但其后发生些什么事呢？1948 年第一版问世后，我们同中国在朝鲜打了三年（l950…1953 年）。1958 年第二版出版时，我们在中国南部边疆越南打了八年（1965…1973 年）。1971 年第三版发行后，随着1972 年2 月尼克松总统访问北京，我们同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开始正常化。但只是到了1979 年，我们才开始解除冷战时期同台湾的军事联盟。我们承认北京，但仍出售武器给台北，同时又希望他们能结束对抗。然而，中国的旧账是不能这样轻易消除的，美国的介入也不会轻易结束。
此书之所以拥有读者，我想是由于它总结了我们对中国的认识。这事当然不可能，但从马可？ 波罗以来几百名学者都已尝试过，无非是因为中国使外国人着迷，也使中国人自己心醉神迷。
当我第一次着手写作此书时，我得益于两方面的经验——首先我在旧中国生活过，在北京当过四年研究生（1932…1935 年），又旅游了很多地方，并且在美国大使馆任过两年职，先是1942…1943 年在重庆，其后是1945…1949年在南京，那正是中国共产党开始崛起称雄的时代。第二方面的经验来自哈佛，那是1946 年后我在哈佛进行对中国的分区研究计划的结果：这一分区研究法运用每一种社会科学，并使我自1936 年以后在哈佛教的中国史能条分缕析。
1983 年版本受到两件事的影响：首先是在人民共和国实际观察所得，这印象也是如今许多旅行者熟悉的。我通过周恩来的随从人员，先是1943 年在重庆同他见过面，以后又于1945 年会见过。在1972 年5…7 月间，我妻费慰梅和我承他邀请，回到我们三四十年代就熟悉的地方，访问了六个星期。我们发现这已是崭新的国家和崭新的人民了。其后两次访问在1979 年，我同老友再聚首，这使我现在能详加论述。（详情见1982 年出版的费正清《50年回忆录》 ）其次也是对第四版更有影响的是，我得益于许多国家的学者和记者近年来所发表的几百部重要的专著、论丛及文章和报告。这些著作列在参考书目中，我对这些人表示感谢。
重写一本书是一种惩罚。几年前的管见可能已经膨胀为今日众所周知的老生常谈。历史随时势发展，有些问题被人淡忘，其他事情又取而代之。凡是我发现的空谈及废话都已删除，我深感新的学术成就如潮水般涌现，以致我在试图用它们充实此书时，有时感到应接不暇。
在30 年（1949…1979 年）和两次战争后，我们学会了如何看待中国革命。我们的问题是我们仍然同4O 年代中国内战中失败的一方结盟。最基本的问题是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如何化解僵局。
我们分两步走做此事。共和党做了第一步，第二步是民主党完成的。1972 年，尼克松总统对中国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历史性的访问。他同周恩来总理共同发表了引人注目的《上海公报》。亨利？ 基辛格和中国副外长乔冠华进行了谈判。这是建立在和平共处基础上的富于政治家品质和才能的协议，两国关系有望正常化。虽然它包括关于两国外交关系诸多方面分歧的陈述。北京强烈反对下列方案——“一中一台”； “一个中国，两个政府”和“两个中国”。华盛顿承认“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属于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并许诺不“违背这一立场”。这一结果把华盛顿棘手的对台关系置于附属地位。中国人先来后到的意识很强烈，因而基辛格能够一方面在上海宣布同北京即将实现正常化，一方面又声明美国将遵守1954 年同台湾中华民国签订的军事安全协议（军事同盟）。大国关系是全球稳定的基础。中国的内战虽然尚未结束，但它是次要问题，即使我们卷入其中。
这一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