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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现在毕竟是二十一世纪前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中世纪的罗马帝国。我们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讲究依法治国。人民也好，干部也好，政府也好，均需依法行事。因为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有依法监督政府行为的权力，“行政诉讼法”也早已实行。难道人民行使合法权力，是“破坏稳定”吗？
稳定是大局，依法治国是大计。什么时候某些干部、某些政府领导人才能学会做一个合法的公仆，学会用法制社会的思维方式来考虑问题呢？
窝里斗
沈昌（广州）
我在纽约打工的时候，听到这样一则故事：年底，美国老板欲给工人加薪，数额颇大——每人500美元，但他规定：每组只加一人，具体加给谁，由各组民主讨论后决定。这间厂的工人大都来自亚洲，故分为日本组、越南组、韩国组，中国组
通知下达后，秘书小姐要求各组下班前报上加薪名单，日本组最快，几分钟就定出了名单，送给老板一看，老板很满意，此人正是他意料中的人选——技术高、速度快；越南组报上来的是一个技术中等，工资最低的可怜人；韩国组也报上来了，是一个技术最差，人缘特好的和事佬，对此，老板摇摇头，无可奈何。
中国组呢？为何迟迟不报？快下班的时候，秘书小姐再去催促，结果却是：中国人不要加薪！老板听了大吃一惊！难道中国人真的发扬共产主义风格？难道正当的报酬都不要？老板不相信，亲自下中国组了解，终于真相大白：原来中国组的五个人已经讨论了半天，争得面红耳赤，互不相让他们向老板提出“要么平均分配，每人加一百，要么大家都不加！老板生气地把手一挥，取消了中国组的加薪！
一些外国老板得出结论说：聘请中国人最好单独使用，几个人在一起就会“内讧。”
“当”当表
金土木（安徽）
单位一小青年乐不可支地散糖。问：“何喜之有？”答：“当上市人民代表了。”
小青年不说“选”上了而说“当”上了，是很准确的：我们这有上千号选民的单位，今年压根就没选过什么市人民代表；小青年所在部门的绝大多数人，也是吃了小青年的喜糖后，方“喜”知本部门“出”了个市人民代表。
有好事者追根溯源，方明白：市里给我们单位一个“市人民代表”指标，要求这名代表必须是“无党派人士，少数民族，年龄在35周岁以下”。这小青年刚过“而立”，是少数民族后裔，表现平平尚未加入任何党派，“三项硬条件具备”。于是，单位有关部门“报”上了，市有关部门“批”了，小青年也就“当”上了。
不要揣测这小青年在市里有什么“背景”；不，绝对没有。他之所以“当”上了，仅仅因为他“三项硬条件具备”。至于他是否具有参政议政能力，是否足以“代表”本单位上千号“选”民，这些似乎都成了“软条件”而且被忽略不计了。
不知道像这样因“硬条件具备而“当”上了人民代表有多少？不知道像这样“当”上的人民代表如何“加大对政府监督的力度”？
想及他人
莫小米
时下的综艺节目中往往穿插一些要现场嘉宾回答问题的节目，时下的嘉宾往往非常机灵，那些来自异国他乡的、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奇形怪状的东西，只要导游小姐一声“这是干什么用的呢？”他们都能凭着丰富的想象，争先恐后地说出种种答案来，而且，总能猜它个八九不离十。然而却有一次例外。
那是我们十分熟悉的东西——电梯，问题是：电梯里总有一面大镜子，那大镜子是干什么用的呢？
回答踊跃如常：
——用来对镜检查一下自己的仪表仪容。
——用来看清后面有没有跟进来不怀好意的人。
——用来扩大视觉空间，增加舒适感透气感的。
一再启发之后，主持人终于说出了非常简单的正确答案：肢残人摇着轮椅进来时，不必费心转身即可从镜子里看见楼层的显示灯。
原来是这样！
原本活泼靓丽机智风趣的嘉宾们多少有些尴尬，其中一位颇有些抱屈地说：那我们怎能想到呢？
是啊，怎能想到呢？时至今日，我们的确越来越聪明，我们的知识面的确越来越宽广，我们想一个问题常可以想到海阔天空，但不幸的是，思路无论扩展到多远，它往往只是从自己出发的。
而若不能想及他人，再辽远再辉煌的思路都是狭窄的。
胜似老鸨
陈鲁民（郑州）
河北省邯郸县公安局代乡派出所副所长孔庆金，虽说着警服、佩警衔、戴警帽，道貌岸然，可我咋看咋像个开妓院的老鸨。
这不是“人身污辱”，我有报纸为证：《人民日报》1998年9月3日载，孔庆金为了搞“创收”，与妓女串通一气，给妓女付房租、配呼机、送礼物、发奖金，并趁机将罚没嫖客的部分钱款装入自己腰包。而旧社会的老鸨，也无非是给妓女提供吃穿住生活条件，收取部分嫖金而已。相比较起来，孔庆金基本上也在干着同样的“工作”，而且比老鸨考虑的还要周到些，说孔庆金“不是老鸨，胜似老鸨”可有什么委屈吗？
不过，孔庆金与旧时老鸨也有不同之处。老鸨开妓院，或曰“桂香院”，或称“恰红楼”，干什么吆喝什么，行当虽龌龊，行事倒也“磊落”；孔庆金身为派出所副所长，本该“保一方平安”，却偷偷干着妓院老鸨的勾当，挂羊头卖狗肉，那就是下流再加无耻。老鸨开妓院，明码标价，“公平交易”，一手交钱，一手“卖肉”；孔庆金却是利用妓女敲诈欺骗，大搞阴谋诡计。倘用妓院的“行规行德”来衡量，孔庆金实在连老鸨都不如。
然而，不知是心有灵犀，还是相互借鉴，抑或“经验”推广，与孔庆金所见所为“略同”的“大盖帽”，并不罕见。安徽凤阳县公安局西泉派出所所长林志荣，也善于利用妓女做文章，对妓女频频进行精神鼓励：你们干，没有事。派出所“创收”有道，妓女密切配合，两年下来，仅通过抓嫖就收入70多万元。而黑龙江省呼兰县许堡派出所来得更干脆，他们不仅不养妓女，连抓嫖也觉得太麻烦，来钱太慢，便以“书黄”为名，把38岁的女教师刘桂文抓来刑讯逼供，刘桂文实在招架不住了，只好在派出所写的嫖客名单上胡乱认下几十个人，派出所马上出去，按图索骥，每人罚款5000元，仅此一举，就“创收”达15。7万元。
利用“抓嫖”“书黄”来“创收”，只是时下众多“创收”高招之一。眼下一些执法部门“创收”招数虽多，但万变不离其宗，无非是靠权吃权，靠法吃法，这创收，就如同潘多拉的魔盒，一旦打开，妖魔鬼怪纷纷出笼，就再也难以收回来。这不仅亵渎了神圣法律，也腐蚀掉了一批执法人员。
罗兰夫人有句名言：自由，多少恶事假汝而行。若改成“创收，多少恶事假汝而行”，也是十分贴切的。
别为他们喊穷
孙承（山东益都）
一家报纸1998年8月21日《灾区孩子上学难亟待解决》一文，报道了湖北省监利县三洲镇一姚姓人家三个子女分别考上大学、中专及高中，因家庭困难，交学费成了问题。还是这家报纸1998年9月7日第8版在《陈凤上大学》通栏大标题下，文字加照片报道了湖北省公安县高考录取生陈凤，在社会各界帮助下，解决了上学的困难，按期到校。陈凤姐弟三人，她的一个弟弟、一个妹妹，“也在等学费”。8月24日新闻联播还曾予报道。
以上两个家，都是三个子女。
未见于报端的，三个子女家庭在上述地区还有多少？我想肯定不止这两家。
据本人了解，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规定从1980年起即实行“一对夫妇一个孩”，特殊情况可以生两胎，但没有生三胎的规定。据此，以上两家均有超生嫌疑，这两家的困难，除水灾外，多子女也是造成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只是“洪灾使她本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报道中语）。
计划生育是我们的一项基本国策，新闻媒体在宣传报道中不要忘了这一前提，即使在洪灾面前，也还是不应以多子女家庭困难为典型，应该宣传报道的是：提倡一孩化，在自然灾害来临的时候，也是一孩家庭抗灾能力强；多子女不光荣，子女多困难多，遇上自然灾害时困难更多。群众转变观念，计划生育才能搞好。不要再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