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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一票否决”应是对涉及全局的重要工作实行的一种工作方法，可看看各地自行其事的“一票否决”，实在是太多、太滥了。一些单位、部门不是在业务工作上下苦功夫、下真功夫，而是把“一票否决”看作是解决问题的一种省力省事又堂而皇之的“灵丹妙药”，于是千方百计地把业务工作往“一票否决”上生拉硬拽。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精神文明、环境卫生、城镇建设、物价涨幅、税费征收，甚至厕所改造、家畜养殖、报刊征订等林林总总、大大小小各种类型的工作都被列入地方党委、政府、单位等不同级别的“一票否决”，几乎每个单位都有“一票否决”的项目。随着“一票否决”的增多，并不是像一些人想像的那样，所有这些工作就立竿见影，马上解决问题。事实上，政府各部门没有也不可能有那么大精力在这么多工作上“加大力度”，再说人们习惯了“一票否决”的狂轰滥炸，不再将其当作一回事了，就像老虎听惯了“黔之驴”的嘶叫得出“不过如此”的结论一样。随着“一票否决”的盲目扩张，其分量、效用和存在价值必然地趋向于零。那被考核的单位该怎么办呢？
一方面必须要完成硬性指标一一自然这些指标并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完成的，一方面还要顾全面子，给上级、部下和舆论界一个圆满的交待，别让这一票“否”着。于是一些人就将功夫放在搞形式、造数字上，欺瞒哄骗上级，表面上轰轰烈烈，声势逼人，实则雷声大、雨点小，群众气愤地称其为“塑料盆景”、“泡沫政绩”。
出现这种怪现象，反映了我们的机制在某些方面的弊病，反映了有些同志工作被动应付，惰性严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同时也是一些领导干部浮躁心态的折射。他们在思想深处不是把工作的发出点放在为人民服务、一切服从干“三个有利于”上，不想踏踏实实地干工作，而是一心想捞取政治资本，图升迁，走捷径，搞“短平快”，摆花架子，不惜耗费财力、物力搞假大空，造“盆景”。
世上没有什么包治百病的特效药，更没有什么捷径、秘诀。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老老实实、踏踏实实地工作，勤政为民，真心为老百姓着想，为老百姓解决点实际问题，这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所在。想要花花点子糊弄人，走捷径，吃白食尽管在特定的条件下也许有效，却难保长远，套用鲁迅先生的话就是：做“戏”有效，但终究有限。
巴中市的做法，值得领导干部深思、借鉴。
“老抠”的巨贪
韩三洲／文
时下对社会不良现象的一些流行语很值得分析琢磨，如讽刺某些贪官，对酒，“喝不喝先例上”，；对跳舞，“会不会先搂着”；对官位，“干不干先占着”。一个“先”字，暴露出这些人对酒色权势的贪婪性和占有欲。其实，对这句还应加上一条，那就是对待金钱，“花不花先贪着”。据8月5日《大河报》报道，浙江省最大的一审判死刑的贪污犯吕德昌，鲸吞公款300万元，可平日却装扮成一副穷酸相，就连一件像样的衬衫都舍不得买，在单位是廉政建设的榜样，回到家里是节俭持家的楷模。可就是这样一个表面上穷酸老实的人，贪污数额却创下了浙江省建国以来之最，而且还把这数百万巨款放了高利贷，再借鸡生蛋，利上滚利，整个儿是一个中国版的现代葛朗台。
这“花不花先贪着”的，还不止吕德昌一个。去年底被判死刑的那个原海南省东方市市委书记戚火贵，更是一个只进不出、光贪不花的现代葛朗台。他平日表现得清廉穷酸，对人刻薄小气，虽说已有3000多万元不义之财的家底了，可连他亲生老母重病在身，都不肯拿钱医治。其生性之贪婪，对金钱占有欲之强烈，实在令常人无法理解。
有人认为，这出手吝啬、一毛不拔的贪官，与那些醉生梦死、一掷千金的贪官相比，对社会的危害性相对要小，有时还能博得人们的同情。其实不然，后一种贪官，行为过于招摇，形迹容易败露，一抓一个准儿；而作为老抠的那种贪官，把穷酸当保护色，以节俭作遮阳伞，反不易露出马脚。以7月31日《今日生活》的报道为例，沈阳市常务副市长马向东不久前在澳门豪赌，挥金如土，一天就输掉3600万港币且面不改色。如此树大招风，自然惹人注目，所以人还未到沈阳，便在北京被中纪委下令拘捕，成为中央领导所批示的“数额巨大，十恶不赦”，的轰动大案。再以巨贪吕德昌来说，他案情的东窗事发，是检察机关在查办另一起贪污案时，无意中给连带出来的，如果没有这个偶然性，这300万的巨贪到今天恐怕还仍是一副可怜兮兮的“穷相”呢！
照此看来，老抠的贪官如吕德昌之流，由于善于伪装，障人耳目，所以其迷惑性更大，隐秘性更强，甚至会让人误将贪官当清官，反给我们的反腐倡廉平添了几分艰巨性和复杂性。所以，当我们将注意力对准那些纸醉金迷，偎红依翠的贪官时，对另外一些表面上看起来两袖清风、一尘不染的所谓清官，也要多留个心眼，这里面是不是隐藏有那种“花不花光贪着”式的人物，亦未可知！
其实，对付不同类型的贪官，并不需要搞几套办法。我们应当有一种制度严密防范各色各样的贪污腐败行为，使不论什么人都不能轻易得逞。
时令
吴非
现在兴“反季节”，尤其是冬行夏令，数九寒天中小姐们坚持穿裙子，满街汉子则裹紧棉衣；棉衣还不敢脱，竟又看到西瓜上市了；菜市场上，冬天终于能吃上冬瓜，反季节菜也成时尚。
“反季节”的事处处有，如：这壁厢两个教授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大打出手，那壁厢一个老板在吟诗；芝麻官领了令箭死守在岗位上，党委书记挖空心思要让自己的老婆儿女成为资产阶级；党和国家领导人穿着便装视察各地，街头小贩穿着西装炸油条、烤山芋；小学生每天动脑筋10小时以上；干部说没有时间读书；校长忙着搞钱，教师启发学生送礼，小学生在为希望工程募捐；杂志编辑卖版面，学者全说“出书难”，富婆自传有人抢；记者不用采访自有新闻送上门，新闻发布会不发新闻发“信封”；官僚上班进舞厅桑拿保龄球馆，小学生作业做不完，并且逐渐懂得“学而优则仕”的真正含义
又有一种悖反：当年名流匿声迹，小姐哥们纷纷“往事与随想”
演艺界、新闻界的小姐哥们的回忆录在赚到一大把之后，据说压库码洋已经超过一亿元。我不敢幸灾乐祸，只心疼纸：糟蹋了那么多的纸，可惜啊！那些小造纸厂与环保部门周旋斗法，污染了多少江河！如果用这些纸印点儿能看的东西，倒又是罢了，只怕又要化为纸浆。有家书友会，把水均益先生的《前沿故事》做添头白送给人家（只要你交纳入会费就选送你一册），我觉得这是对水先生的不恭。但是想到当年老人家的书也常常是免费送来送去的，也就罢了。
书上也总有悖反的东西。如赵忠祥先生在回忆录中说，是领袖给了他做人的尊严——认为尊严可以由另一个人发给，赵先生要这么说，我应当尊重他的人个认识。按他那么说，如果不给谁或者忘了给谁，就一定有吃嗟来之食的文士，居人篱下的没有羞耻之心的清客词臣，就可以让苏轼去放牛，让李白去卖大碗茶——当然，也可以聘李逵去当播音员，孙二娘去做节目主持人，是吗？
余秋雨先生“霜冷长河”后则发表高论，认为批评他的文章总是与盗版现象绞在一起，即：谁批评余先生的书，谁就有可能是受盗版者的指使或是拿了人家的脏钱的，抑或本身就是盗版者——这种悻反使原来想对余先生大作作一点点评论的人，听了这番罗织论立时丧胆。所以我这里再不敢月旦书的优劣。只是在我看来，余先生的周游天下，山中读书都不算苦，几乎全是免费招待；且不论今世的失业下岗，即使是在“文革”的混乱之中，在千百万人提心吊胆度日如年之时，余先生也没受任何罪，他所描绘的自己的生活，我几乎想称之为“文革甜旅”。请想，能在蒋经国故居的书房里潜心读小蒋的藏书，三餐有人送饭，这是何等的福气？天哪，怎么没把我罚到那儿去读书？但是面对余先生不能多说一句话，因为任何针对他的议论都有可能让你品尝真正的“苦旅”。
我又觉得余先生真会寒碜人。就在人们饥饿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