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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城市里晃荡好几天，看不到一个大排档、一个杂货铺，不觉得奇怪是不正常的事。创卫检查的真正含义在某些人眼里应该是：检查能否按照上级的要求迅速及时地制造卫生的表象，从中可以看出地方官员对上级政令的重视程度。这不是真伪问题，而是态度问题，而且态度问题要摆在真伪问题之上。
记得一个博士写过一篇论文，谈及苏联以及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过去浮夸当道，统计数字水分多多，这是对现实的无限高估。而在解体之后，随着私有化的迅速完成，私营企业主为了逃避税收，都尽量把数字住少里报，隐瞒事实，这两种数字对比产生的任何结论都是不真实的。博士的结论并不深奥，甚至可以说很浅显，深奥的东西大家理解不了是正常的，浅显的东西普遍考虑不到，这才是很可怜的。如果存在默许、纵容浮夸的机制，那么单纯谴责某个不诚实的官员，或指望官员的道德上的完善来改变谎言存在的事实，无异于缘木求鱼。
这样的话，那些浮夸的官员、那些默许造假的检查官，不过是彼此搞点浪漫情怀，一个楚王，一个细腰，情投意合，老百姓纯粹是多余的第三者，大声嚷嚷的作用怕是微乎其微。
晚安中国
高建群（西安）
前年去江南一座小镇参加笔会。这是一个三万多人的小镇，却驻有三千佳丽。这些佳丽给她们本人以及这座小镇带来极大的财富。据说她们年底回家时，从储蓄所里提钱，竟将储蓄所提空。又据说其中的四川妹们是包着一架飞机回去的，两位记者也想搭乘，说了一堆好话，四川妹才允许他们带两个小凳子，在飞机上加个座。
小镇沿街两排都是洗头店和洗脚店，装饰得还算豪华，桔黄色的、粉红色的灯光从玻璃门透出。一家店的门联是“青春有价，岁月无痕”。在小镇居住的日子里，我们有时会一拨人相约，沿着街道散一散步。有一次，出于好奇，我和一位佳丽搭讪了两句，和队伍拉下了距离，小姐见只剩下我一个人了，便离了门扉，伸手来拉。我大惊失色，赶快喊叫。大家回过头来，才将我救下。不过后来我们中两位作家，夜间还是偷偷去了一趟。
两位老兄都是五十大几奔六十的人了，经这小镇香风熏染，心里有些不平衡，于是挑一个细雨霏霏的夜晚，斗胆前往。两人身上各装了三百块钱，进门以后，先交一百，是给老板的钱。嗣后，两位小姐领着他们出了店的后门，七拐八拐，进了一个六楼的两单元居室。据两位说他俩后来什么也没有干，只是想深入一下生活。但是小姐的三百元费用，是不能少的。小姐说，这是行价，不能在她手里倒了行规。两位说，他们又没有干“什么事情，所以应当少付一点。小姐说，其一，你们占用了我们的时间，时间就是金钱；这其二哩，是你们不行，又不是我们不行；其三，小姐的话更有理，她说，如果你们能给我带来开心，我哪怕不要钱，哪怕倒贴钱，都行，现在，你们把我逗起来了，又不行，我不罚款，就算便宜你们了。两位秦淮客面面相觑，无可奈何，囊中仅剩二百，打发不了这摊场。于是小姐给老板打电话。老板来了，扣下一个作人质，另一个回到住处拿钱。半夜三更，这两位老兄才灰溜溜地回来了。
小镇地处沪宁杭三市的中间，客人大都是这三个地方的。三个地方各有时间，互不干扰。礼拜五，街上停着满满当当的一溜杭州的小车；礼拜六则是南京的；礼拜天，车牌子便换成上海的了，满街都是上海话。我们问当地人，当地人说，用外地小姐挣外地人的钱，我们坐收渔利，何乐而不为？
去年，我随一摄制组在陕、甘、宁、青、新五省区转了几圈，发现江南小镇上的“胜景”已经在这些偏远省份上演了，而且是后来者居上，甚至在正在收割小麦的田野上，也用帐篷搭起个“农村夜总会”之类的东西。它的主要服务对象是那些手执镰刀出外揽工的麦客。麦客只要肋下夹一捆麦子，便能光顾这夜总会了。
据说在一个县城里，这些神女们还开了一个大会，选出领导机构，提出的口号是：把县级干部思想搞乱，把乡镇干部家庭拆散，年收入要拿县财政的一半。这事在四里八乡传为奇谈。
在我居住的这座城市，有一个露天舞厅。这舞厅从去年夏天开始，被下岗女工填满了。猎色的那些男人们，便往那地方跑。他们有一句顺口溜：“老婆太老，小姐太贵，下岗女工最实惠。”叫人听了有些凄然。据说，有一个下岗女工长得十分出众，被一个小老板瞄上。老板打发马仔去谈，问她愿意不愿意“出台”，并问出台费是多少。下岗女工听了，思想斗争了半天，红着脸说：“出台！陪一晚上一二百块！”说“二百块”这句话时，她生怕说多了，一边说一边等待对方还价。结果，老板二话没说，将人领走了。
卖淫嫖娟是人的动物性的表现，人类距离高尚的人和纯粹的人一日远甚一日。
找错误
龚琦（湖北十堰）
报载，江苏省小学语文课本第六册《恐龙》一文，在介绍恐龙有关知识时出现错误（把鱼龙和翼龙划入恐龙族，而实际上鱼龙和翼龙只是恐龙的亲戚）。发现这一错误的既不是专家，也不是学者，而是一名年仅9岁的三年级学生。
说实话，看了这则消息后，心中涌起的不是喜悦，而是苦涩。人们不免要问，一个9岁学童翻一翻《小学生十万个为什么》就能弄清的问题，为什么我们不少大人却犯迷糊呢？是认为科学小品勿需劳大神？还是南郭先生至今仍吹竿？以前总是认为“无错不成书”的戏言是针对武打、言情，凶杀等粗编滥印的地摊文学的，可现在，连严肃的教科书也不那么自重了。误人误已，奈何？
记得一位外国朋友看到街上背着沉重书包、来去匆匆的学生不无幽默地说：中国人谁最辛苦？中小学生。我也来套用一下：中国人谁最认真？中小学生。不是吗？他们不但背负着可能是世界上最沉重的书包，做着那些似乎永远也做不完的作业，同时还要睁大警惕的眼睛、竖起灵敏的耳朵帮助某些大人们找错误。指出某电视台大腕主持人把“哨卡”（qia）读成“哨卡”（ka）的是他们，认为《阿Q正传》某句话中的“走进”应为“走近”（新版教科书已采纳纠正）的还是他们。现在，一个叫吴田甜的小学生又成功地阻止了恐龙族系的混乱，找错误的层次和范围又上了一个台阶。相比之下，我们大人呢，或视而不见，或充耳不闻，或迷信权威，对一些显而易见的错误常常冷静得近乎麻木，有的错误一错就是几十年仔细想一想，有点责任感的人都是要脸红的。
拜托了，负责编写教科书的各路“诸侯”，你的位置很重要，你的工作很崇高。“不怕先生嗔，就怕后生笑。”了孩子，为了未来，请眼睛亮一些，心中静一些，手脚勤一些，少给中小学生“创造”找错误的机会吧！
情绪骚扰
阿敏（石家庄）
假如你不穷也不富，性情温和，活得又极小心，那你的情绪也不见得就不被搅动。这不，你生活得好好的，紧挨着你的窗户就建起了一个黑烟滚滚、嗡嗡作响的锅炉房。尤其当你得知市郊某地的一个锅炉爆炸，炉体飞出二三米远，你觉得大有理由该去交涉，结果呢，不管用；提抗议，也不管用；四处写材料告状，仍不管用。你听说市里设了“市长电话”碰碰运气吧，一个电话打过去，万没料到，市长竟亲自来了，这着实让你吃了一惊，在平时，一个科级干部在你面前哼呀哈呀的，现在市长亲临，自己把这么大的官都支使动了，这这这如何使得？你感动得有点结结巴巴，心脏只剩下突突地加速跳动——不加速，那就不是中国老百姓的心脏了。你的问题终于得到解决，随市长而来的记者，紧接着就让你谈谈对人民公仆为民“办实事”的切身感受，第二天你和市长的名字一起就上了报纸
可以明显感觉到，当令一些官员日趋浮躁，挖空心思专门做或只肯做有轰动性、宜于在媒体上亮相的“好事”，政绩表演欲特强，目的就是为了树立“形象”，以实现再“进步”。为表演而做的“好事”，都有两个特点：一是“好”得过分，远远超越社会现实而让老百姓消受不起。老百姓眼下真正所需要的，是基本权利能合法地得到保障，比如要求把堵着窗户的锅炉移开，反映情况，只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