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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自己。”
答案只有这一个吗？非也。在我看来，这个答案，只是答对了一半而已。另一半是什么呢？就是权力监督制约机制的软弱无力或曰名存实亡。这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才是我们今天从这一重案中应该重点汲取的教训！
据报道，大规模的团伙走私是陈同庆到湛江担任市委书记之后发生的。被当地人称为“XO书记”、“蓝带书记”的陈同庆，结交的“八大金刚”个个都是吃喝玩乐之徒、趋炎附势之辈。他从“什么人的酒都敢喝”，发展到“什么样的钱都敢收”，进而发展到“什么样的人都敢用”。向他行贿的包工头摇身一变成了市建委主任，经常陪他一醉方休的酒徒无一例外身居要职，“衙内”是走私大王，他是后台靠山一手遮天，天日无光；纪检监察，撂在一边。
在湛江，老百姓给陈同庆编了这样的顺口溜：“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只跑不送，平级调动；勤跑多送，提拔重用。”市委市府班子、陈同庆的同志们难道一无所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不是我们组织生活的一条原则吗？但不知道有谁出干维护党的利益、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对“陈同庆同志”的危险倾向稍加提醒过没有？
党政领导班子“全线崩溃”的例子，我们见到的已经不是一个两个了。问题的要害在哪里，道理似乎不必多讲了。纪检监察部门对同级领导干部的监督和制约在实际操作中极其薄弱的问题一日不解决，“湛江现象”恐怕就很难从此根绝，前仆后继还会有来人。
“焦点访谈”的记者采访陈同庆时，问他在干着那些受贿卖官等勾当时是否害怕日后会出事，他回答说当时不担心，因为他认为这是一种“普遍现象”。我们不能不看到这正是陈同庆之流因手中的权力长期未受有效监督而形成的思维定势，不能不时时醒觉其它地方是否也存在同样的危险。
“手莫伸，伸手必被捉”，这是我们长鸣的警钟。而实际上，许多案例告诉我们，当乱伸的黑手被捉之时，我们已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如何让领导班子之间、让领导干部身边的纪检监察机关实施强有力的“日常监督机制”，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30公升人乳
马野（甘肃西峰）
据报载，山西绛县法院被当地老百姓称为“阎王殿”，“阎王殿”里的“阎王”就是法院副院长姚晓红。这位姚副院长患有糖尿病，听说人奶对身体好，便命干警找奶供他喝，输液用的瓶子每天两瓶，喝了一个月。
“人奶对身体好”，这是自然的，否则婴儿如何长大？但人奶是否能治糖尿病，在大学学过5年中医的我，确实不知道，就姚副院长来说，患病在身，权且一试，倒也无妨。问题是，“输液用的瓶子每天两瓶”，一瓶500毫升，两瓶就是1公升，“喝了一个月”，那就是30公升。这不是30公升水，不是30公升油，也不是30公升血，而是30公升人乳！我不知道当时的绛县有多少哺乳期的妇女，又有多少妇女愿意把乳头从自己嗷嗷待哺的孩子嘴里抽出来，献给这位副院长大人？当然，这些事情不用副院长大人操劳，他可以命令干警去找奶。我又不知道每天找齐1公升的人乳需要多少干警，也不知道这些干警如向去找，找到了又如何收集？反正，姚副院长一个月喝了30公升人乳！
为了治病，为了“对身体好”，喝了也就喝了。羊有跪乳之恩，鸭有反哺之情，喝了人民的奶，就应该为人民做事。可是，这位姚副院长却把绛县法院变成了“阎王殿”，在法院的树上、水泥柱上、楼梯上经常可以看到被捆绑、背铐、悬吊并惨遭毒打折磨的群众。在百般折磨之后他还强迫群众跪下立“感谢党和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严格教育”的字据。难怪当地群众气愤地把法院对面的县畜牧局的牌子挂在法院门口，称法院养了一群畜牲。对于姚晓红来说，他哪里配得上畜牲。畜牲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姚晓红吃人民的奶，挤出来的是毒汁，简直禽畜不如！
说不清的“其他”
王燕敏
对于“其他”这个词，词典里的解释就是简单明了的两个字：别的。
在不久前召开的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上，柳随年委员建议，中央财政的账必须细化。他说，每次报告上总有一项“其他”的字样应不允许再出现，“否则便如同黑箱操作。”
在柳随年委员看来，“其他”这个词说不清。
其实，不只是中央财政，哪一级地方财政收支中没有“其他”一项？如果没有“其他”，一个接一个的官办公司如何开张？一幢挨一幢的楼堂馆所如何建起？一辆又一辆超标准豪华轿车如何享受？还有除开薪水之外的进项上哪儿去找来路？
据审计部门的同志讲，一年一度的财政收支审计（还有其他方面的审计）工作中，最头疼、最费神的便是审计“其他”这一项。就算是有火眼金晴、三头六臂，你也难以将“其他”审计清楚。“其他”不是避风港，“避风港”只不过比较隐蔽，一旦发现，一切尽览无余；“其他”不是“洗钱地”，“洗钱地”是洗黑钱的地方，洗黑钱是犯法的事，一旦抓住，人财两空；“其他”不是“小金库”，“小金库”往往也有本帐，一查就曝光。
还是柳随年委员说得形象，“其他”是一只黑咕隆咚的“黑箱子”。这只“黑箱子”在那儿明摆着，以前似乎只见有人在操作却未见有人提出它的什么不是。各级财政官员在每年作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报告时，总是振振有词，先讲说得清、道得明、得民心的财政收支情况，而对“别的”部分则按下不表。表现在帐目上，便是拿局面语（也是财务用语）“其他”以蔽之。
其实，也不仅仅只是财政官员。翻一翻“豆腐渣”工程、各种摊派和罚款以及其他“官帐”的帐本，看一看上面是不是也有“其他”列收列支的项目？有的。只不过，因为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向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作了《关于1998年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我们才知道了财政部的一些司局和个人利用职权动用财政资金办公司、建楼堂馆所；水利部隐瞒转移南水北调资金；设立“小金库”吃利息，挪用等等，媒体上才出现了国务院53个部门和直属单位查出违纪违规金额164。05亿元这些真切而具体的数字。
既然“其他”这个词已经说不清了，那就不如干脆不准说“其他”。帐都摆在明处，是收是支，一分一文，全部从实报来。钱是纳税人的钱，账当然也是纳税人的账，没有了“其他”，既可以对自己负责，以免迷失于“黑箱”而后悔莫及，又让纳税人对交上去的钱政府是如何花的心中有数，两全其美，何乐而不为？
诺言的真实
张勇（南京）
看到国家级贫困县湖北丹江口市浮夸盛行的事，作为一个人，不对这种事情表示忧愤，简直就不像样；不妙的是，随着谎言成为普遍现象，正如武当区委组织部长谢用轩对此事的辩白：我们承认有水分，但这个问题全国都有，哪个数字是准确的？再敏感的心灵也会长茧，我已经慢慢忧愤不起来了。被谎言侮辱与损害的，不仅仅是贫困县的弱势群体，其实在普遍的谎言面前，我们都是弱势群体；贫困县的叔伯兄弟只能任人杜撰他们的生存状态，而我们这些侥幸不在贫困县的人也只能任人用谎言刺激，直至钝化我们的心灵。我想，谎言之所以成为强势，它后面一定有些坚硬的东西支撑着。
谎言除了在丹江口市兴风作浪外，这几年来，在城市的各种检查活动，特别是创卫检查中，更有可观的体现。接受创卫检查的城市几乎毫无例外地暂时关闭了小吃店、大排档、修车铺、杂货店、报摊，在荒地外修砌崭新的围墙，以及其它种种匪夷所思的劳民怪招、伤财秘笈。善良的人们给检查团提了不少建议，比如不要事先通知、比如杀回马枪、比如打开那些关闭的门看一看，这说明要检查出真实的情况并不难。但请恕我直言，这些建议好像找错了对象，听者未必高兴；道理很简单，检查团也是人组成的，他们和我们一样活在这个世界上，也就是说他们在平时的生活中也离不开大排档、杂货铺，他们在一个几百上千万人口的城市里晃荡好几天，看不到一个大排档、一个杂货铺，不觉得奇怪是不正常的事。创卫检查的真正含义在某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