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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陪同叶剑英去天安门广场的解放军总医院周美华对此事记忆犹新，她说：“在清明节那一天，首长起床以后，大概是下午3点多钟的时候，就悄悄地拉着我和‘马头’（作者注：即警卫参谋马西金），让我们陪着他到天安门广场去看一看悼念周总理的盛大场面。开车到了天安门广场，当时车开得很慢，天气也比较阴沉，这时候我们从纪念碑的右侧，绕到左侧，转了一个大圈。在这过程中，首长几次要下车去看一看，但是都被我们劝止了。”
十年浩劫（33）
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和思索，叶剑英意识到，解决“四人帮”这场斗争需要一个酝酿、决策和实施的过程。在酝酿阶段，应当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思考对付“四人帮”的办法；在决策阶段，由于带有极大的机密性，只能限于极少数几个人知道；而决策付诸实施，更要机警行事了。
这时，其他的老一辈革命家也正在考虑如何清除“四人帮”这个关系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的大事。他们虽然各在一方，受到“四人帮”的监视和“软禁”，但是心是相通的，思想是共鸣的。这些“中国的脊梁”，抱成一团，密商除妖救国良策，决不让“四人帮”阴谋得逞，使中国历史再来一个大倒退。在毛泽东治丧期间，有些人就悄悄地互相关照，酝酿此事。邓小平、陈云、聂荣臻、王震、谭震林、李先念、邓颖超、康克清、乌兰夫、李德生等老革命家和老同志都曾与人商议，并亲自找过叶剑英交谈。
原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德生曾回忆当年与叶剑英的一次微妙的谈话，他说：“叶帅征求了我的意见，问我当前是抓革命还是抓组织，抓生产？他暗示我，抓组织就是干部问题，干部组织问题还很重要的，后来我才明白，他说的组织问题主要是抓‘四人帮’的问题。”
部队中其他的一些军队和地方上的老同志，或访问，或探病，或捎口信，采取各种方式，向叶剑英反映情况，提出扭转危局的建议。
叶剑英是一位政治阅历和斗争经验非常丰富的革命家，他考虑到，粉碎“四人帮”这场斗争不是个别人的行动，而是在党的最高层组织内部的一场斗争，亦即中央政治局内多数同志与“四人帮”的斗争，当时在政治局里，王洪文是党的副主席，张春桥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江青和姚文元虽然不是常委，但一个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骗子和“小小野心家”，一个是掌握全部宣传工具的吹鼓手和“金棍子”。他们人数虽少，能量不小。而在毛泽东病重以后，善于制造谎言、兴风作浪的江青又把毛远新送到毛泽东身边当“联络员”，政治局会议的情况由他上传，毛泽东的指示由他下达。叶剑英和当时政治局的多数同志为了顾全大局，为了毛泽东的健康，对这种不正常的情况一直采取克制的态度。但毛泽东逝世以后，“投鼠不必忌器”，只要政治局团结，就可以使“四人帮”遭到毁灭性打击。
叶剑英明确认识到，要把政治局的多数同志团结起来，与“四人帮”作斗争，首先要取得华国锋的支持，华国锋担任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职务，是由毛泽东主席提议，经过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的，这是历史条件造成的。叶剑英的组织观念一向是很强的。从党的组织原则出发，他尊重和爱护这位党中央主要领导人。
毛泽东逝世当天夜里，当江青一伙在政治局会议上大叫大嚷“批邓”不力，干扰毛泽东治丧工作，给主持会议的华国锋施加压力、进行刁难时，叶剑英曾厉声说：“当前最重要的事情是要紧紧团结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他维护党的团结的壮举，大煞了“四人帮”的威风。现在要解决“四人帮”，理所当然地更要照顾大局，尊重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华国锋，征得他的支持和合作。这是个重大的组织原则问题，也是合法解决“四人帮”的必要条件。叶剑英主动地关心他，接近他，多方了解他的处境和主张，亲自到他在史家胡同的住地，找他交换看法。叶剑英发现华国锋也正在考虑这件大事，也想找老同志摸底，寻求帮助。在多次交谈中，叶剑英与华国锋分析局势，揭露“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他殷切希望华不辜负毛主席期望，能够站出来，担负起领导这场斗争的责任。并劝他多到老同志那里走走，听听意见。叶剑英推心置腹地说：“请你放心，我支持你，老同志支持你，只要你站出来，大家都会支持你的！”并且告诉他，想找谁，先打招呼。华国锋听了，表示只要有老同志撑腰，有军队撑腰，就好办。他除了与中央办公厅的个别同志密议对付“四人帮”的办法外，更主动找一些老同志交谈，斗争的决心和信心更强了。后来，华国锋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谈到叶剑英与他的交往说：“叶副主席同‘四人帮’斗争是很坚决的。他找到我那里，和我商量，他说，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十年浩劫（34）
叶剑英继续在奔走。他亲自到中南海，几次找汪东兴交谈，并利用他在西山的隐蔽住所，同政治局委员和其他一些老同志杨成武、李德生、韩先楚、杨得志、吴克华等个别交谈。每次谈话，他都扭开水龙头，或打开收音机，用杂音干扰窃听，防止泄密。汪东兴回忆说：“同‘四人帮’的斗争叶帅和老华（华国锋）他们两个人挂帅。我负责具体工作。叶帅对我有个别的交待，特别是保密。为了保密，他多次亲自找我和老华商量，特别交待不要到他那里去，不要暴露秘密。所以我觉得叶帅是很谨慎、很细致、很具体的一个人，我很敬仰他，很尊敬他，很信任他，他是我们国家的创造者之一。”
审时度势，西山决策，虑善以动，“以快打慢”
“四人帮”加快步伐，争分夺秒，从政治上、组织上、武装力量上进行反革命夺权准备。
在“两报一刊”社论抛出了“按既定方针办”的所谓毛泽东的“临终嘱咐”之后，9月19日，江青打电话给华国锋，要求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常委会，讨论“重大问题”，并特意声明，不要叶剑英参加会议。中央副主席不让参加，相反地无理提出，她和姚文元、毛远新（三人均不是常委）必须出席会议。明明不够资格，怎能出席会议呢？会议讨论什么问题，江青避而不谈，却要求立即答复。华国锋被逼无奈，只好下午开会。会上，江青一伙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公开提出，毛主席的文件档案、书籍，从现在开始要交给毛远新清理。对此，会上产生了分歧。在华国锋支持下，经过一番争论，会议否定了她们的无理要求，毛主席的文件档案决定由中央办公厅封存。
此时，“四人帮”摇羽毛扇子的张春桥正在全力抓上海。9月21日，他在北京单独接见了在上海的亲信徐景贤，听取他与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等一起密谋武装暴乱的情况汇报。上海突击发武器7万多件。这还不算，据上海市财政局的档案材料记载，这时“四人帮”一伙在上海、湖南、安徽等地还制造和购置了枪支48 400余支，指挥车10辆，雷达指挥仪10套，步、机枪零件418 000件。他们计划装备30个步兵团，10个高炮师，1个坦克师，1个摩托师，配备一三○火箭炮108门，高射炮730门等等，28日，张春桥又派秘书去上海，通知徐景贤、马天水、王秀珍等人“要提高警惕”，“要准备打仗”，并且说：“要看到资产阶级还有力量，问题是谁挂帅？”他明目张胆地提出“挂帅”问题，准备动手夺取最高领导权。
大闹中央政治局，是“四人帮”的一贯伎俩。每次政治局开会，他们众口一词，总是一人提议，三人响应，胡搅蛮缠。在9月29日的政治局会议上，他们蓄谋要大闹一场。在会上，讨论完国庆节庆祝活动安排之后，江青提出：“毛主席逝世了，党中央的领导怎么办？”王洪文、张春桥一唱一和，要求安排江青的工作，实际想让她当主席。接着，讨论毛远新是否回辽宁的问题。会上读了毛远新为此事给党中央写的信。叶剑英等多数同志认为，毛远新留在北京已无事可做，要他回辽宁。江青大发雷霆，张春桥随声附和，要毛远新留下来处理毛主席的文件、档案，还提出要他“准备三中全会的政治报告”。这实际是要召开三中全会，公开篡党夺权。这些无理要求，当即遭到华国锋、叶剑英等多数政治局委员的拒绝。江青大吵大闹。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