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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江青为了消除这个会议的影响，兴风作浪，刮起“十二级台风”，继续制造乱军篡党一系列恶性事件。一是4月6日，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发布《十条》，砍掉了军委的《八条命令》《七项规定》；二是4月中旬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的所谓“罪行”，逼迫叶剑英作“检讨”；三是改组全军文革小组，撤销徐向前的组长职务，改由萧华担任；四是炮制“五一三事件”，打倒萧华，砸烂“总政阎王殿”，撵走“阎王”，赶跑“小鬼”；五是重新挑起“青海事件”两派的矛盾，追查“罪魁祸首”赵永夫的“后台”叶剑英；六是制造“七二○反革命事件”，揪斗陈再道等；七是公开提出“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声称这是两个司令部的最后决战；八是7月23日，江青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煽动武斗，掀起“全面内战”的新高潮。
在林彪、江青等人的煽动下，地方和军队的“造反派”，疯狂地冲击军事机关，揪斗“陈再道”式的人物。江青亲自出马，在一次中央会议上突然发难，诬陷叶剑英“要搞政变”。叶剑英当场予以反击：“我跟毛主席革命几十年，无论在长征中，在延安，无论筹划指挥全军作战，或是在解放以后的历次路线斗争，我都忠实执行党中央的指示，坚决站在党中央一边，保卫党的革命路线，保卫毛主席的安全。”会后不久，江青一伙竟公然派人抄叶剑英在北长安街81号的家，抄走了叶剑英大量手稿、记录稿、讲话稿和中央、军委机关的来往信件以及其他的机密文件。甚至挖开地板，检查有无武器、电台。北京街头贴出“打倒叶剑英”、“斩断叶剑英的黑手”等大标语。中央戏剧学院成立“揪叶联络站”，先后将叶剑英的几个子女、亲属甚至保姆关进监狱，并成立“专案组”，搞逼供信，罗列罪状，栽赃陷害叶剑英，必欲打倒而后快。他们不仅从政治上制造种种骇人听闻的所谓“兵变”、“政变”、“逆流”、“冲击事件”等等谣言，恶毒攻击叶剑英等元帅和高级将领；还组织人员专门私整各位元帅的黑材料，诬蔑叶剑英曾“被俘”、“企图投敌”，后来毛泽东知道了，亲自批示这是“老一套谣言”，下令禁止，并在天安门城楼上当面向叶剑英澄清此事，他们才被迫收敛。
“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叶剑英在被打成“二月逆流”骨干的日子里，始终保持高昂的斗争意志，对党对人民怀着无限希望和信心。在遭难的关键时刻，每次都是周恩来保护他过关，作叶剑英的“挡风墙”（当然，有时毛泽东也出面调解）。当周恩来得知有人迫害叶剑英，造谣他身边有“特嫌”，进行“抄家”时，非常生气，严厉批评并制止“造反派”胡作非为！
十年浩劫（13）
自从大反所谓“二月逆流”之后，几位开国元帅处于被打倒和“半打倒”的状态。叶剑英因毛泽东一再保护，说他长征路上揭露张国焘企图危害党中央的密电有功，才未被明令取消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军委秘书长职务，还能勉强支撑着摇摇欲倾的军委大厦，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照顾一些工作。他忍辱负重，以极大的耐心和克制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全套人马周旋，机敏巧妙地进行着各种形式的斗争。他在自己处境十分艰难的情况下，仍然关怀着军队的稳定，关心着其他受冲击的同志。一次国防科委几十名“造反派”要炮轰聂荣臻元帅，情况危急。聂帅交代秘书周均伦去找叶帅，叶剑英亲切接待他。不久，让他转告聂帅，已向毛泽东同志报告过，毛主席说是人民内部矛盾，请他放心。后来叶剑英又将此事报告周恩来，周总理批评七机部“九一六”群众组织炮轰聂荣臻的错误，要立即停止。
徐向前元帅回忆当年的情景，对叶剑英曾作过这样一段评述：“他在自己处境十分艰难的情况下，仍然关怀着军队的稳定，关心着其他受冲击的同志。一次，他听到风声，造反派要抄我的家。他一面严令保护我的安全，一面亲自打电话给我，安排我转移到西山去住。这种患难与共的真挚感情，使我难以忘怀。1967年‘八一’建军节前夕，由于林彪、‘四人帮’一伙捣乱，朱德同志和我们几个受冲击的老同志，能不能出席建军40周年招待会，竟成了问题。在出不出席还没最后定时，剑英同志亲自带着一名战士理发员，来到了我的住处，要我先理个发，做好出席招待会的准备。当时他的意思十分明确：这次招待会，军委的一些老同志应该出席，这不是个人的事，它关系到军队的安定与团结，关系到国内外的影响，也是向‘四人帮’一伙的斗争。当毛泽东同志批示朱德同志和我们几位老同志都要出席的电话通知打来时，剑英同志喜形于色，十分高兴！”
为了保护各大军区、各军兵种遭到冲击的领导，叶剑英分别把处境十分困难的一些同志接到北京，安置在京西宾馆等地方加以保护，派专人负责他们的安全和生活。
“文化大革命”进入1968年，形势更为严峻。这年3月22日，发生震惊全国的“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布《命令》，称：根据毛主席、林副主席决定，撤销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的职务，命黄永胜为总参谋长，温玉成兼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24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军队团以上干部会议上，林彪首先讲话，宣布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的“错误”和对他们的处理决定。
首都召开十万军民“彻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扑，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誓师大会”，“造反派”扬言要揪出杨、余、傅的“黑后台”叶剑英、聂荣臻。
第二天，毛泽东、林彪接见黄永胜、吴法宪、温玉成等。毛泽东说：今后军委办事组由林副主席直接抓到手里。军委就是办事组，军委常委可以不开会了。于是，成立“军委办事组”，由黄永胜取代叶剑英主持军委工作。黄永胜一伙有意刁难叶剑英，实行“三不”：不给他看文件，不准他打电话，不准与外界联系，甚至不准与子女联系。
林彪、江青等对被打成“二月逆流”的“三老、四帅”的迫害有增无减。10月下旬，林彪、江青、康生、谢富治等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分组会上组织围攻参加过所谓“二月逆流”的陈毅、叶剑英、徐向前、李富春、李先念、聂荣臻等（谭震林被取消参加会议的权利），并无端指责朱德、陈云、邓子恢等“一贯右倾”。在17日第一小组会上，康生强加给所谓“二月逆流”以“反毛主席”、“否定延安整风”、“为王明路线翻案”等罪名。江青则污蔑陈毅、叶剑英、徐向前等人“乱军”。黄永胜、吴法宪污蔑朱德是“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是黑司令”。林彪在20日的全会上，宣称“二月逆流”是“十一中全会以后发生的一次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
十年浩劫（15）
1969年3月，苏联军队悍然侵入我国神圣领土珍宝岛。中苏边界紧张起来。
毛泽东、周恩来指示叶剑英，要他同其他几位在北京“六厂二校”蹲点的元帅一起讨论国际形势。3月18日向党中央、毛泽东写了报告，提出了有关国际问题的7条具体建议。3月下旬，他根据几位元帅一起多次讨论珍宝岛反击作战问题所提出的意见，由他负责整理了一份《从世界的森林看一棵珍宝岛树》的报告，于3月29日上呈毛泽东主席。“报告”最后对民兵建设、军事训练、军工生产等一系列问题提出了具体建议。
周恩来对叶剑英等几位元帅的报告极为重视，一直关心他们的处境，想方设法，把他们从困境和逆境中解脱出来。党的九大召开前夕，他积极活动，做了许多工作。在讨论九大全体会议的座位安排上，他向毛泽东提议，老同志坐在前头，得到赞同。4月1日，又致信毛泽东再次提出包括叶剑英等在内的老同志参加会议主席团和座位方案。
但是，林彪、江青一伙坚决反对，在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由林彪作的政治报告中再次批判“二月逆流”。叶剑英在会上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特别是珍宝岛事件，在发言中着重谈了加强战备的意见，强调要保持军队的稳定，争取时间加强训练，提高部队战斗力，准备打败敢于来犯的任何敌人。而林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