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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从1933年5月开始，又调集五十万兵力，策划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大规模“围剿”。9月25日，蒋介石乘红一方面军主力分头作战之机，组织兵力大举进攻，直逼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共临时中央继续推行军事冒险主义，要求红军在根据地外战胜敌人，多次下令构筑防御工事，“御敌于国门之外”，实行阵地防御。当时兼任建宁警备区、闽赣军区司令员的叶剑英虽然对此有不同意见，但囿于组织纪律，也只好奉命组织闽赣军区和建宁警备区所属单位，构筑防御工事，建设作战基地。他召开作战会议，领导各部队积极扩大根据地，广泛开展游击战争，部署红军主力肃清建宁、安远、梅口三区内的地主武装大刀会、保卫团等，打通建宁通往宁化的道路，保障兵站、医院的交通安全。他夜以继日，调动各方面力量，指挥战斗。经过一个月的艰苦努力，建宁、安远、均口、依口、官仓、梅口、鱼潭等地相继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并进行了分田活动。作为战区司令员的叶剑英，不仅负责前线指挥，还要照顾后方供应。他发动群众筹粮，在北线存米520多担，谷1170担，南线存粮5200多担，保障了主力红军的粮食供应。
为了打破敌人的“围剿”，叶剑英还组织福建军区野战司令部，领导地方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坚壁清野，断桥断路，骚扰敌人。根据毛泽东、朱德总结提出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作战方针，他指挥部队声东击西，吃掉敌人。一次，敌军拼凑了一个军的兵力向我福建军区的前沿阵地龙燕镇一带和扁山要地进犯。当时，红军只有一个师守卫在龙燕镇一带，一个团守卫在扁山。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叶剑英为保存有生力量，命令部队暂时放弃龙燕镇和扁山，有计划地往福建的长汀方向退却。他直接指挥一部分红军部队利用山地的有利地形，采取“麻雀战”的打法，牵着敌人的鼻子在山里兜圈子，伏击并全歼了敌军一个营，缴获了一批枪支弹药。战士高兴地编了一个顺口溜，唱道：“叶司令员指挥强，伏击圈子打豺狼，别看敌人凶又狂，打得它叫爹又喊娘！”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5）
叶剑英在指挥部队转战过程中，十分重视伤病员的救护工作。对身负重伤的指战员，只要他看到，都要亲自察看伤情，只要还有一口气，都要积极抢救。有时自己带队负责阻击敌人，退却在后，掩护伤病员转移。他经常教育部队说：在收容伤员时一定要仔细，不能粗心大意。每个红军战士都是我们的阶级兄弟，只要还有一口气，我们都要设法抢救，多救出一个红军战士，就为革命多增加一份战斗力量，要爱护我们自己的阶级兄弟呀！
闽西地区，地形复杂，山高路险。叶剑英带领福建军区前线指挥所，一口气走了95华里的山路，转移到汀川至连城间的凤凰山顶，住在一个破庙里，指挥部队侦察连城一带敌军活动情况，监视和袭扰敌军。当时，红军被敌人严密封锁，几乎天天都要打仗，生活非常艰苦，缺粮少盐。粮食每人每天定量六两（十六两秤），用小草袋蒸饭，每人每餐分一小袋饭。没有盐吃，就到山中老房子里去扫硝盐（白土），硝盐同普通盐味道不一样，苦得令人难以下咽。没有医药，战士们害了疟疾、痢疾，也只能每天喝一点稀饭，硬撑着。叶剑英同大家同甘共苦，白天指挥打仗，夜里还要起来亲自查哨，照看伤病员。有时他把自己分到的一小袋饭和白薯干留下来给伤病员吃。警卫员胡绍明行军中了暑，病得很厉害，叶剑英好不容易才搞到一点土药给他吃，并把自己的马让给他骑。胡绍明回忆起那段艰苦岁月，感动地说：“叶司令待我们像亲兄弟一样，我有病照顾不了他，他反倒照顾我，那一次如果没有他细心照料，我恐怕早躺在凤凰山上了！”
不久，叶剑英率福建军区主力部队红二十四师发起连城战斗。战斗开始前，叶剑英和师长周建屏、政委黎林一起研究制订了战斗方案和兵力部署，但由于敌情发生变化，侦察不够周密，结果，部队在发起总攻后，遇到事先埋伏好的敌军猛烈阻击。叶剑英正随队前进，一看情况不妙，立即下令部队撤出战斗。对这次战斗失利，叶剑英战后主动承担责任并作了检讨。但早就对叶剑英怀有成见的李德，借机把他从福建军区调回军委兼管四局等直属机关的工作。叶剑英对于这次“降职”使用并不计较。他任劳任怨，积极工作。后来，毛泽东、周恩来夸奖他是能上能下的好干部。
力保战友随队转移，变“甩包袱”为“集财富”
1934年5月，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在博古、李德等的错误指挥下遭致失败，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红军主力撤离中央根据地，实行战略大转移。
当时军委直属队有不少同志因为抵制“左”倾错误，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转移前，“左”倾错误领导者把这些同志看作是“包袱”、“累赘”，想甩掉一批，杀掉一批。叶剑英感到事态严重，决定在自己职权范围内尽最大努力，抵制这种错误的做法。他亲自调查，找一些同志谈话，分析研究，认为多数同志是对“左”倾错误领导不满，拥护毛泽东的好干部，少数人犯过错误，性质也不严重；有些人则是编余干部，根本没有“错误”。他感到，这些革命同志是党的宝贵财富，决不能当成“包袱”，随意抛弃，更不能随意杀掉。因此，他冒着自己再遭打击的危险，仗义执言，尽量设法让他们随军突围转移。当国家保卫局长邓发，拿着一份要“处理”的干部名单给他看时，他便提出了不同看法。那名单上有五六十名干部，分成A、B、C三类，一类是要杀的，一类是要留在苏区的，另一类是可以参加突围转移的。叶剑英看后当即问他这是谁决定的？邓发回答，是中央讨论定下来的。叶剑英说，人命关天，不论谁定的，也要有根有据，符合事实，不能无法无天，坚决反对杀人。他对了解的干部，逐个谈了自己的意见，极力加以保护。他看到名单上有边章伍的名字，被划入枪毙的一类，叶剑英激动地说，这个同志我非常熟悉，他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很有学问，军事理论和军事素质比较高，是军队的有用之才；况且他参加宁都起义有功，工作很有成绩，又是个好人，怎能列为反革命呢？邓发被说服了，便把边章伍的名字勾掉。就这样他暗中保护了许多干部。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6）
后来，在一次讨论如何组织军委纵队的会议上，叶剑英向朱德、周恩来等军委领导再次明确提出保护干部的意见和安排干部的方案：把红军大学和其他几所已被撤销学校中的一部分教员、学员，分配到各个军团中去补充干部缺额；另外组编成一个直属军委的干部团，调公略步兵学校校长陈赓任团长，宋任穷任政委，干部团仍属随营学校性质，以保留战斗骨干。同时，建议将受“左”倾领导打击排斥的所谓“犯错误”的干部和编余干部，一部分安排在军委机关工作，另一部分编入干部团随军行动。朱德、周恩来采纳他的建议，经过军委讨论批准，将党和红军的一批重要干部，其中包括肖劲光、郭化若等同志都被保护下来。这些干部在遵义会议之后，都先后被恢复了名誉并分配了工作，成了党的宝贵财富。他们不仅在长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在全国解放以后，大都成为我党我军的高级领导人。
这样，叶剑英等主持正义的领导者，竭尽全力保护了一大批干部，但是，“左”倾错误领导者并不服气，对于反对他们主张的干部继续采取能整就整、能甩就甩的办法，进行打击迫害。叶剑英遭到李德歧视，自身难保，对一些被硬行留下的重要干部也爱莫能助，有的甚至是亲密战友，也无能为力。他后来沉痛回忆说：“李德那个人可厉害，他讲不赢道理，就用组织手段整你。长征时很多干部没带出来，像瞿秋白、古柏、毛泽覃、刘伯坚这些同志战死的战死，有的被杀掉。这都是李德他们搞的。”
刘伯坚是叶剑英要好的老战友。早在1926年，他和邓小平、刘志丹等先后被派到冯玉祥的部队做政治工作。他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军联军政治部副部长，深得冯玉祥、于右任、邓宝珊、杨虎城、吉鸿昌等将领的信赖。19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