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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问题出在司马懿那里。司马懿一直向朝廷上奏宣称他研究对付蜀汉之寇已多年了，虽然身在宛城却是心系关中，一直留意着蜀军的动态。他也一直想斗一斗同样有着“儒帅”之称的蜀相诸葛亮。加之，司马懿本人也是一名出色的大将：三年前新城太守孟达叛变并勾结蜀军作乱，在司马懿手中只用了半个月的时间便一举扫平，手法干净利落，毫不拖泥带水。这一赫赫战功，令人对他的用兵之术口服心服。而这一次，司马懿一听到蜀寇入侵、曹真病逝的消息，便安排好了防吴大事之后飞马进京面奏曹叡，以“常思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的古语为口头禅，强烈要求到关中率军与诸葛亮一决高下，并立下了“不破蜀寇誓不还”的军令状。
面对张郃与司马懿这两个同样都是出类拔萃的大将，究竟该选谁出任关中大帅更合适呢？这个问题让曹叡头痛了很久。其实，在曹叡心目中，张郃付出的太多而得到的太少。和他同时代的那些老将张辽、徐晃们都已经封为列侯、食邑千户了，只有他仍是一个车骑将军兼关内侯，很有点儿“冯唐易老，李广难封”的意味。然而，影响张郃这一生升迁的原因倒不是他没有遇上慧眼的“伯乐”，而是因为他被世俗之见所抨击的所谓道德上的“瑕疵”：他是当年太祖魏武帝在官渡之战时收纳的从逆贼袁绍那边过来的叛将。而且，他当时背叛的一个关键原因并不是他受到袁绍的逼迫而被动叛逃，而是他察觉到袁绍败象已呈才主动弃袁而去。这和那个新城太守孟达一样，他的“背叛”是一种主动的投机行为。这就成了制约张郃仕途发展的“原罪”。在“以德治国”这一儒家传统理念支配下的用人环境里，只要你曾经主动实施了背叛行为，那你一辈子始终就是“叛臣”，始终就是不忠，始终不能让人彻底放心，自然你就始终得不到重用。很显然，张郃在对敌作战中无论功有多高、勋有多大，都无法改变魏国君臣对他潜在的深深成见，所以他一直以百战百胜之能而屈居下僚，也就不足为奇了。
其实，这一切在曹叡看来，却不以为然。一个人过去的一切并不能用以推证他今日的所作所为，更不应以过去的偏见来掩盖他今天的功勋。“刻舟求剑”“吹毛求疵”的做法是不足取的。可是，现实远不像他心灵深处某个角落里的感情那样泾渭分明。纵然曹叡贵为天子，一言九鼎，却也不敢过分违逆朝中诸多元老大臣的意见而一意孤行。而他亦料到，如果他真的破格提拔了张郃为关中主帅，那么朝堂上各位元老大臣们的唾沫与冷脸，立刻就会成为他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做皇帝，也有迫不得已、违心从众的时候啊！
为了让自己暂时从这是是非非之中摆脱出来，曹叡起身离开了御书房，独自一人进了后宫花园里散心。年轻的大魏天子，暂时放下了一切包袱，漫步在烂漫鲜花之中，嗅着那混合着泥土气息的芬芳香气，他的精神似乎渐渐清爽了许多。
他猛一抬头，远远地，南边一座雄伟宫殿的一角飞檐映入了眼帘。他的心顿时为之一窒，忽又突突突地狂跳了起来！真是晦气，怎么一眼就看到了这座永安宫？曹叡的脸色沉了下来。跟随在他身边的宫娥们见状，都知道了陛下的心情已经恶化，生怕自己一不小心说错了话、做错了事去触了这个霉头，一个个如履薄冰，不由得加倍小心提防起来。
她们哪里知道，曹叡虽然是掌握着天下臣民生杀大权的皇帝，但他也和普通人一样有着自己绕不过去的烦恼与痛苦。曹叡的亲生母亲甄太后，在他十七岁时因为失宠于先帝而被赐死。而他自甄太后死去之后，也一直不被先帝所喜爱，常常是留下他孤独地待在东宫靠着埋头读书练字来打发时光，整整四年未被正式册立为太子。终于，熬到了先帝逝世之前的那一天，他才突然被告知已立为嗣，继承了大统。这期间的悲苦辛酸、曲折坎坷，既磨炼出了曹叡坚忍深沉、严谨周密的个性，也使得曹叡沉默阴郁、多思少言，以致言谈之际都似乎有些口吃。
而曹叡此刻所眺望的这座永安宫里，就居住着一手造成他和生母甄太后这场悲剧的那个人——他的后母郭太后。曹叡曾听到那些熟知魏宫往事的老宫人们隐约谈起，正是由于当年的郭贵嫔——也就是现在的郭太后进谗诬陷，才使甄太后被先帝一怒之下赐鸩酒自尽。虽然此事隐情颇多，曹叡一时也查不出其中的虚实，但他的心底深处就此结下了一个“疙瘩”。所以，自去年夏天以来，他便开始以政务繁忙为理由不再每天到永安宫向郭太后问安，用实际行动向郭太后表示自己无声的反感与厌恶。
他远远望着永安宫，笼在袖中的双掌慢慢捏紧了拳头，双眼射出受了伤的狼一般狞厉的目光，让人不敢对视。众宫娥一见，齐齐跪倒在地，大气也不敢多出。许久许久，才听得他吁出了一口长气，缓缓吩咐道：“你们平身吧！去把孙资、刘放召到御书房，朕有要事相商！”一名宫娥应声起身而去。曹叡静立有顷，这才转过身来，将永安宫抛在自己身后的背影里，慢慢向花园外走去。
中书令孙资、中书监刘放就在皇宫的偏殿内处理政事，一听到曹叡召见自己的口谕，便迅速起身赶往了御书房。他二人身为内廷枢要中书省掾吏之职，自曹叡龙潜东宫之际就暗暗给他传送过不少保嗣固位的奇谋妙计。再加之他俩自太祖魏武帝时起就参与了赤壁之战、合肥之战、汉中之役、以魏代汉、文帝南征等一系列军国大事的谋划与建议，其审时度势，知人料事的功夫已然炉火纯青。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他们与大多数谋士不同，还敢于面对君主不计得失、犯颜直谏，自然便成了历事三朝而功勋卓著的心腹重臣。曹叡五年前即位之初，甚得孙、刘二人暗助之力，方才稳住了朝局，树立了权威，因此对他俩也是宠信有加，视为智囊谋主。通常曹叡每逢军国大事，都是先行遍访群臣，然后将文武百官的有关建议与意见带回宫中，交由孙、刘二人细心整合、精心剖析，最后形成“上策、中策、下策”三个层面的应对方案付予曹叡来拍板决定。这一套做法自魏武帝时起便已沿袭了多年，曹叡运用起来也是相当满意。而他可以自傲的是，自他登基以来这五年期间，在他手头尚无一起重大决策失误事件发生，这对树立他在群臣心目中的至高权威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见到孙资、刘放二人进来，曹叡一言不发，只是将各位大臣关于关中战区主帅人选的一大摞推荐书放在了面前的青玉案几上，心底的冥思苦想全都写在了脸上。孙资、刘放二人看着他眉头紧锁苦苦思索的样子，知道这位青年天子正在为这件事焦虑，便在一旁肃然静立，等待着曹叡发话。
过了片刻，曹叡仰起脸来，目光灼灼地正视着他俩，慢慢地开口了：“两位爱卿，你们认为目前究竟应该选派何人出任关中主帅？”
孙资、刘放听罢，却沉默不语，不敢造次。虽说他二人是曹叡身边的亲近之臣，进言建策都比别人便利许多，但也正因他俩是天子近臣，才不得不更加谨言慎行，对朝中外臣们的是非曲直极少插嘴，以免招来曹叡的敏感和猜忌。所以，当曹叡问及关中主帅人选一事，他俩自是不敢马虎应对，一边保持着沉默，一边却在头脑中字斟句酌地打着“腹稿”。曹叡也不催他俩，只是静静地看着他俩的脸。
终于，孙、刘二人仿佛互有感应一般同时侧脸对视了一眼。然后，孙资轻咳一声，脸色一正，肃然说道：“此事并不难断。既然张郃将军与司马大人都是大将之材可堪重任，那么就请陛下乾纲独断，从中选择自己和朝中群臣都最为信任的人出任就行了。这样做，既可使陛下放心，又可让群臣满意；既能使这位关中主帅将陛下的对蜀方略施行到位，又可让他免去朝中群臣的掣肘之忧。”
此语一出，曹叡便恍然大悟了。谁最值得自己和朝臣信任？当然是司马懿了，他既是忠正闻名、深得众望的三朝元老，又是先帝遗诏钦定的顾命托孤大臣。如果连他都不值得信任，满朝文武就没有一个人值得信任了！曹叡一边静静地沉思着，一边缓缓地点了点头。他慢慢靠坐在身后的椅背上，目光忽又闪了一闪，投射在孙资脸上，说道：“陈司空那里的意见是司马大将军从来都是驻守荆州，一向未曾与蜀军对战，缺乏必要的对蜀作战经验，恐怕将他即刻投入关中似有不妥。”
他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