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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听了，又用眼看了一下，只见赵茹傧同赵茹倩一样俊美、颖惠、聪智，大悦，道：
“真乃俊才女校书，可与唐之薛涛、汉之文姬相比了。可嘉可贺可喜。”
乾隆说毕，复又补充道：
“二位女较书，不知在协理修书中遇到何样事情，也可讲之一二，以为朕之所思作些参阅。”
听了这话，帅承瀛灵机一动，忽然想起一件事来。
前不久，他的二兄帅承瀚由寻阳家中来书说，其妻曹彩凤之祖父曹寅，曾有存书3287种，现仍存原籍寻阳。但是，根据乾隆帝关于编纂《四库全书》所下的诏书规定：依书籍的主人所在地为限，由其省巡抚呈报上文，再由所分发之纂修官整理编纂，然后一并入选。然而，曹寅自从于康熙年出任江宁织造以来，其后裔多离开寻阳，居住江南，而后又居北京等处。据此规定，这部分书籍则应由上述这些地方呈送，而不能由鄂东选送，且不一定落于帅承瀛手中。若由他地选送，或不能落于帅承瀛所在三通馆，很可能有流失散落之危险。帅承瀚代替曹彩凤在信中叮咛，万望为保全好先祖的这部分典籍而广加思索。
他们的所虑不是无有道理的。
编篆《四库全书》，是件好事，也是场浩劫。
乾隆开始下诏征书时，全国各地藏书家由于惊恐清代所搞的文字狱，而迟迟不敢进献典籍。
扬州马裕家，据悉“藏书颇富”。但是，当两淮盐政李质颖奉旨前去取书时，马氏只呈报195种。乾隆得知此情后，谕军机大臣：“马裕家，夙称善于收藏，何所存仅止于此，必系地方官员采办不妥，其家未免心存畏惧，遂惮将善远匿，故所开书目不精不备。著抚盐政，善为询觅，务祈多多益善。”后来，马裕见隐匿不得，又感皇上之情切，呈报进献书达五六百种，遂一炮打响。浙江饱士恭、范懋柱、江启淑等藏书家，均遵旨奉书，“愿以家藏旧书，上充秘府”。据此，乾隆帝又施行一种奖励办法。首先，以献书较多的马裕、饱士恭、范懋柱、江启淑四家为例，各赏《古今图书集成》一部；继而，给献书百种以上的周原育、蒋曾蓉、吴玉墀、纪昀、汪加藻等，各赏《佩文韵府》一部。乾隆听说献书最多的浙江宁波范懋柱家的藏书楼称“天一阁”，其建筑全用砖瓦石灰，因而无畏火烛。于是，便以关怀为名，派官员寅著去天一阁考究，以效仿其建筑方法，以利藏书。
乾隆还在诏书中曰：“所进呈之书，缮抄或录副后，即发还原书。”
其实，这些都是在说谎。
当时，浙江巡抚三宝，从范懋柱家提去不少世间孤本藏书，据四库提要及浙江采办官员统计，共有638种。但是，《四库全书》告竣后，并未有发还原书。范氏的“天一阁”藏书楼，只不过是多了一部御赐毛装《古今图书集成》。其效果，只是起到一些装璜门面罢了，还得日日焚香供奉，着实添了许多麻烦。
其原书，有许多被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