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流探花帅承瀛-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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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lson）所说的那样：“他广泛地集西方文化于一身并加以了消化吸收；这个人熟悉歌德就像一名德国人，熟悉卡莱尔、爱默生和别的盎格鲁？撒克逊作家就像一名盎格鲁？撒克逊人；这个人他通晓《圣经》就像一位虔诚的基督徒”正是缘于这种精湛的西方文化修养，辜鸿铭在后来对比中西文化、批判西方的中国学和汉学家时才能得心应手，从容不迫。虽然辜鸿铭一生的前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国外度过，但他后来的中文水平也不可小觑。在回国之前，辜鸿铭几乎是个中国文化盲。他只在欧洲留学期间读过一些由传教士或汉学家写的或翻译的作品，而这些极为肤浅的作品并不能使他窥见中国文化的精妙之处。辜氏对中国文化第一次真正的接触感悟是通过与马建忠的晤谈。学识渊博的马建忠为他讲述祖国的文物典籍，剖析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唤醒了他内心深处的中国情结。辜鸿铭深受鼓舞，决定回到传统文化的怀抱中。他先回到槟榔屿，从衣食住行各方面进行中国化的初步调整。1882年，他转往香港，在那里住了三、四年，继续学习中文，闭门苦读经史子籍。其间，他还专门到上海拜师学习古籍经典。经过几年的认真学习钻研，辜鸿铭进步神速，中文已有相当基础，但还无法参透深奥的古代典籍，谈不上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他第一次真正系统地研习中文是在当了张之洞的洋文案之后。在传统文化氛围极浓的张府里，聚集着一批国学根底深厚的幕僚，张之洞本人也是个旧学造诣很深的学者。辜鸿铭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条件，认真请教。他从查中国字典，读《论语》开始，二十年勤学不辍，博览经史子籍，诗歌词赋，“沉酣寝馈其中，积有岁年，学以大成”。尽管辜氏日后承认“大成”是过誉之言，但是此时他的中国水平已今非昔比，并著有两本中文著作：《张文襄幕府纪闻》（1910）和《读易草堂文集》（1922）。此外，他还辑有《蒙养弦歌》并自费刊行。罗振玉在《读易草堂文集》序中就赞他的汉语文章为“天下之至文，沈疴之药石，非寻常学者可以等类齐观者也。”他对儒家经典更是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在这之后的几十年里，他一直浸淫于儒家学说的研究，并且最终成为一代儒学大师。在研习儒家经典的过程中，辜鸿铭发现传统儒教与卡莱尔倡导的浪漫主义有相通之处，他认为中国文化中包含着可以治疗西方现代化社会弊病的良方，只有中国文明才能力挽西方文明于既倒。于是乎，他满怀热情、孜孜不倦地向西方社会大力弘扬中国数千年的悠久文化，为沟通中西文化作出了功不可没的贡献。辜鸿铭的仕途生涯不足一谈，他一生事迹的意义及其重要性在于沟通中西文化并诉诸于翻译事业。为了让西方人了解中国的孔孟哲学，精神道义，他勤于写作。辜氏一生著述颇丰，且多用流利的英文写成，其目的即在于使西方人了解，并通过了解进而尊重中国文化。辜鸿铭的英文著作主要包括：　1．　Papers　from　a　Viceroy's　Yamen：　A　Chinese　Plea　for　the　Cause　of　Good　Government　and　True　Civilization。封面上有赵凤昌亲笔手书的中文书名《尊王篇》。该书于1901年在上海出版，乃是辜鸿铭自和义和团运动以来，陆陆续续发表于《日本邮报》等报刊上的系列英文政论文章结集而成的合集。这些文章分析了义和团运动产生的原因，指出义和团运动完全是外国传教士的不正当活动和西方列强的殖民政策所引起的。辜鸿铭还在书中公开对西方文明及其没落进行大肆的评价。该书出版后，欧洲人争相购买传阅，当时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清史稿》本传中说：“辜氏以英文撰《尊王篇》，申大义，列强知中华以礼教立国，终不可侮，和议乃就。”　2．　ET　nunc；　reges；　intelligite！　The　Moral　Cause　of　the　Russia…Japanese　War（《当今，皇上们，请深思！日俄战道德原因》）它从1904年12月10日起在《日本邮报》上连续发表，1906年结集于上海刊行。主要讨论日俄战争在道义方面的根源，兼及中西文明问题，并批评俄日双方的政策。3．　The　Story　of　a　Chinese　Oxford　Movement（《中国牛津运动故事》），为辜鸿铭为纪念张之洞而作，1910年首次在上海出版。书中他将张之洞比作英国19世纪的红衣主教纽曼（Cardinat　Newman），把张之洞领导的维护中国纲常名教的清流运动和纽曼在英格兰教会攻击自由主义的牛津运动作了对比研究，指出张之洞的清流运动和纽曼的牛津运动都是反对和攻击同一个敌人现代欧洲高度物质文明的破坏力量。4．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中国人的精神》，又名《春秋大义》），这是辜鸿铭向西方宣传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作。该书1915年在北京首次出版，并很快由德国学者奥斯卡？A？H？施密茨（Oscar。　A。　H。　Schmitz）译成德文，一时轰动西方。书中力阐中华民族德精神和中国文明的价值，鼓吹中国文化救西论。全书分为绪言、导论、正文和附录四个部分。导论阐述“良民宗教”（The　Religion　of　Good…Citizenship）；正文第一章论“中国人的精神”（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第二章论“中国女子”（The　Chinese　Woman），第三章论“中国语言”（The　Chinese　Language），第四章论“约翰　？史密斯在中国”　（John　Smith　in　China），第五章论“一个著名的汉学家”（A　Great　Sinologue），第六、七两章论“中国学”（Chinese　Scholarship）；附录论“崇拜群众的宗教”或名“战争与出路”（The　Religion　of　Mob…Worship　or　the　War　and　the　Way　out）。此外，辜鸿铭还常在英文报刊上发表文章，《字林西报》（又名《华北日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日本邮报》（Japan　Weekly　Mail）、《北京日报》（Beijing　Daily　News）、《密勒氏远东评论》（Millard's　Review　of　the　Far　East）、《华北正报》（North　China　Standard）、《泰晤士报》（The　Times）等英文报刊都是他批判西方，阐扬“周孔之道”的阵地。辜鸿铭的文章发表之后，西方人既惊讶又非常佩服，德国人和日本人尤其如此，为了让更多的国人了解这位东方圣哲的思想和学说，他们把辜鸿铭的文章著述分别译成德文和日文。1920年在德国莱比锡出版了由奈尔逊教授翻译的辜鸿铭的论文集Vox　Clamantis（《呐喊》，又名《哀诉之音》）。德国著名汉学家卫礼贤（Richard　Wilhelm）则编译了辜鸿铭文集《中国对于欧洲思想之反抗：批判论文集》，该书主体为《中国牛津运动》。辜鸿铭在日本讲演的论文由日本大东文化协会集结成《辜鸿铭讲演集》于1925年在日本刊行。1941年日本人萨摩雄次在日本编译出版了《辜鸿铭论集》，主要篇目是从《辜鸿铭讲演集》和《中国人的精神》中选译出来的。作为翻译家，辜鸿铭的贡献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将我国经典古籍《论语》、《中庸》、《大学》等译成英文，在清末民初的中书英译中最享盛誉；另一方面是将外国诗歌等翻译成中文，主要有威廉？柯伯的《痴汉骑马歌》和柯勒律治的《古舟子咏》，成为近代中国向国内译介西方诗歌的先驱。中国四书五经的翻译最早始于明末清初。当时来华的外国传教士和汉学家把《诗经》、《易经》、《论语》、《老子》等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移译成多种文字传到欧美，有拉丁文、英文、意大利文、法文等译本。要把中国古代经籍译成西方文字，就得同时精通对译的两种语言，能够透彻理会两国文化，并非一般人所能担任。而这些传教士和汉学家大多数只是粗通汉语，因此翻译出来的作品中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有的甚至是积字成句、积字成篇，根本无法从整体上体现中国文化的精奥之处。到了近代，翻译孔孟著作最出名的要属理雅各（James　Legge）。理雅各是个有名的汉学家，汉语造诣很高。在王韬的协助下，他把中国“十三经”中的十部经书译成英文，统称为《中国经典》（　The　Chinese　Classics），在西方享有很高的声誉，到现在，仍被许多西方人视为标准译本。但由于英汉两国语言、文化、思维方式等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因此理雅各的翻译虽较之以前的译著相对准确，仍不免有误解曲解、死译硬译、断章取义的现象。辜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