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国第二颗卫星——实践1号卫星，是在东方红1号卫星的基础上研制的一颗科学考察卫星。这颗卫星在1970年下半年就已开始准备，因总装过程中发现一些问题没有解决，周恩来主持专委会决定停止启运，要国防科委再次进行测试，排除各种障碍后才运往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到场后，经过现场测试，又经过将卫星送到发射场竖起测试，报告已能保证发射。3月1日夜，周恩来召集专委会由回京的李福泽、钱学森及工程技术人员和老工人共17人作了一次汇报，又看了卫星换形实体。大家认为与第一颗卫星准备情况差不多，最后同意李福泽、钱学森等回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后，视气象许可条件在检查后进行加注液体燃料。3月2日晚，李福泽、钱学森等乘飞机回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根据气象预报和检查结果，决定3月3日6时起加注，20时发射。3月3日11时35分，周恩来将上述情况书面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圈阅了报告。
…
太空，中国不能缺席！（2）
…
3月3日20时零3分，实践1号卫星上天，20时12分进入预定的椭圆轨道。但卫星入轨后，全国各地的遥测站均未收到用太阳能电池打回的小遥测信号，用化学电池打回的大遥测信号也很微弱。为此，周恩来于3月5日7时致信毛泽东，分析了原因，并提出暂不发表消息。3月5日下午至3月8日下午，周恩来访问河内。回北京后，他一直关注着小遥测信号能否出现。3月11日，当实践1号卫星围绕地球运行第101圈后，全国各遥测接收站均收到很强的两种遥测信号。原来是卫星和第三级火箭在解锁螺栓起爆后，没能立即分离，遥测天线未能伸展，待星、箭分离，天线展开后，信号恢复正常。3月16日10时，周恩来再次致信毛泽东等，指出：“这颗卫星不仅大于第一颗，而且测试项目标和主要任务多已达到了，故经与国防科委商量，政治局同志会谈时也都主张发表。”当天，由新华社发布了新闻公报。
实践1号卫星设计寿命为一年，实际上在空间运行了八年多。其间，太阳能电源系统、热控系统以及长期遥测系统的性能一直保持良好，经受住了长期空间环境的考验，为中国发展长寿命应用卫星提供了依据。
1975年11月26日，中国用长征2号运载火箭首次发射成功返回式遥感卫星，并于当月29日按预定计划返回地面。这使中国继美国、苏联之后，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掌握卫星返回技术的国家。此后，我国又多次发射成功返回式遥感卫星，获取的大量资料在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中得到广泛应用。
周恩来生前还高度重视发展中国的气象卫星和通信卫星。
中国历来是气象灾害多而又严重的国家，发展气象卫星，提高气象预报的准确性，具有重要意义。1969年1月29日，周恩来指示，在我们的卫星没有出来以前，要想办法接收国外卫星传递的气象情报，而且应该搞我们自己的气象卫星。1972年7月30日，他询问：“收听国际气象预报和预测，不知地面卫星站能否通过空中卫星收听更多情报，请打听一下，如行，立即办。”《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72页。在周恩来关心下，1969年底我国提出了研制风云1号太阳同步轨道气象卫星的任务。到1988年9月7日，这一气象卫星由长征4号运载火箭首次发射成功。
在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之后，中国就开始对卫星通信进行探索性的研究工作。1974年4月，邮电部黄种玉、林克平、钟义信写信给周总理，建设由国家统一组织卫星通信工程。5月19日，周恩来批转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李先念阅读来信，并指示：交计委、国防科委联合召开一个有关部门会议，先将卫星通信的制造、协作和使用方针定下，然后再按分工做出规划、督促进行。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国家计委、国防科委多次组织七机部、四机部、邮电部、通信兵部、广播事业局等有关部门进行研究。于1975年2月提出了关于发展中国卫星通信问题的报告。1984年1月29日，中国第一颗试验通信卫星发射试验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1984年4月8日，第二颗试验通信卫星发射成功，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能够独立发射通信静止卫星的国家。
…
和平利用原子能
…
有人曾经悲观地预测，地球上宝贵的石油、煤炭、天然气等等不能再生的能源，有可能在几十年到一二百年内被人类耗费殆尽。这种预测的准确性尚待考究，但能源逐年衰竭的现实是人所共知的。有没有解决能源危机的途径？有！和平利用原子能就是解决能源危机的途径之一。
周恩来在运筹发展中国的原子能事业时，自一开始就指出：“原子能给人类提供了无比强大的新的动力泉源。”《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81页。当中国的原子弹、氢弹先后试验成功之后，发展核动力成了周恩来主持的中央专委会的重要议题之一。一方面，核潜艇的研制进程加快了。另一方面，周恩来提出，二机部不能只是“爆炸”部，除了搞核弹以外，还要搞核电站。
核动力装置是研制核潜艇的关键项目。我国在核动力装置上艇之前，建造了陆上模拟潜艇核动力装置反应堆（简称陆上模式堆）。1970年7月，核动力陆上模式堆运行试验准备就绪，周恩来派专机接有关人员进京汇报。7月15日、16日，周恩来主持的中央专委会讨论了模式堆启动提升功率问题。会上，周恩来着重审查了启动运行安全。他要求对每个环节都要认真研究，指示二机部要吸收本部门以外的一些专家来“挑毛病”。会议决定清华大学、二机部二院专家和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会后立即去现场，与那里的领导同志一起跟班工作，及时处理出现的问题。启动运行试验期间，周恩来还作了两次电话指示，要求参试人员不要急，要仔细做工作，要加强检查，全力以赴，一丝不苟。朱光亚：《我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前后》，《不尽的思念》第310页。参试人员在15昼夜艰苦、紧张的试验中，对反应堆各系统进行了调试，并对堆物理、热工、水力、化学、屏蔽、剂量、应力、振动、噪音等131个项目进行了测试，取得了全部数据，为第一艘核潜艇的下水试航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70年，周恩来先后三次提出我国要搞核电站。1970年2月8日，他在一次国务院会议上指出，从长远看，要解决上海和华东用电问题，要靠核电。这就是著名的“728”指示，秦山核电站工程也因此以“728”为代号。1970年7月，在审议核潜艇陆上模式堆的中央专委会议上，周恩来指出，这是核动力的起点，也是奠定核电站的基础。1970年12月15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底层小会议室听取了上海“728”工程汇报。当时北京清华大学也有发展核动力的初步设想方案。周恩来请国防科委、二机部、清华大学和上海的有关专家参加花两天时间论证一下。按照周恩来的要求，二机部的专家准备了关于国外核电站发展情况的资料，包括有多少类型、功率多大、特点如何、发展前景等，并在会上作了汇报。会上，周恩来明确提出我国发展核电站的方针是“安全、适用、经济、自力更生”。他解释道：第一是安全，无论多好，出事故、伤人不行，安全第一。第二是适用，要有发展前途，不能将来搞起来不能用。第三是经济，如果为了安全，开始为了试验，费用多些是可以的。
1971年9月9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听取“728”工程的汇报。当时中国正处于“文革”氛围中，核电建设空想一步登天，因此提出搞熔盐堆核电站。熔盐堆是一种液体燃料堆型，以燃化的氟盐混合物为燃料，石墨为慢化剂，理论证明它生产过程中能实现燃料增殖，节省昂贵的燃料元件的制造经费。然而这尚处于理论研究阶段，在实践中还无法应用。当汇报人谈到熔盐堆的种种优点时，周恩来以极其冷静的头脑和明察秋毫的洞察力，一针见血地指出：“你们不要想得太美了。要实事求是。”“搞科研是相当复杂的事，不管别人怎么催，没有把握不要轻易上。”会后，经过专家们两年的调查论证，核电站的堆型改为适用、可靠、安全的压水堆，功率也由2。5万千瓦改为30万千瓦。葛洪升：《浙江电力建设的奠基人》，《周恩来与浙江》第18、 19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
1974年3月31日、4月12日，是周恩来生前主持召开的最后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