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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建荆江分洪工程。１９５０年国庆节期间，他们听取了中南局代理书记邓子恢关于荆江分洪工程设计方案的汇报。同年冬，周恩来给邓子恢写信，指出搞荆江分洪工程不能搞本位主义。他请邓子恢召集中南局会议征求意见，并向湖北张难先、湖南程潜等做说服工作。１９５１年１月１２日，第６７次政务会议上，周恩来指出，长江的沙市工程，即荆江分洪工程，在必要时，就要用大力修治，否则，一旦决口，就会成为第二个淮河。但是，江湖矛盾引起湖南、湖北两省人民生死利害的矛盾，对修建荆江分洪工程，湖北持积极态度，湖南则有些顾虑。当１９５１年长江水利委员会为荆江分洪工程做了一些前期准备工作时，湖南常德专署则向毛泽东写信，状告长委会的做法损害了洞庭湖滨湖地区群众的利益。
在这种情况下，１９５２年２月２０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了有两湖有关人员参加的荆江分洪工程会议，调解两湖纠纷。周恩来反复询明各种情况后，先表扬常德专署、湖南水利局写信给毛主席，关心滨湖群众利益。紧接着转过来说：“荆江分洪工程是毛主席批的，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开工？”并严肃批评：“毛主席批的工程，中南局、湖北省委、水利部、长委会都置之脑后，不负责任。”这里生动地体现了周恩来深入细致的工作作风和高超的领导艺术。如果当时对湖南采取简单粗暴的压服态度，显然只能激化两湖矛盾，无助问题的解决。２月２３日夜，周恩来向毛泽东和中央写了关于荆江分洪工程会议情况的报告。他指出：“如遇洪水，进行无准备的分洪，必致危及洞庭沿湖居民，如肯定不分洪则在荆江大堤濒于溃决的威胁下，仍存在着不得已而分洪的可能和危险。这就是两省利害所在的焦点。”他说：“经反复研究并询明各种情况，得知中南对于这样大事于中央决定后只在政治报告会上做了一次传达，并未作任何切实的布置，亦未召集两省有关人员及负责同志开会商讨，便轻易地交给长江水利委员会去进行，同时两省负责同志对此事也未引起应有的注意，群众中除移民的部分外更不知道这件事。”对此，周恩来提出了具体处理办法，并主持起草了《政务院关于荆江分洪工程的决定》初稿。他说：“这一决定是我当场征求了各方有关同志并在会后又征求了养病中的袁任远的同意做出的，现送上请审阅，拟将此决定草案再电询子恢、先念、克诚等同志意见后再以正式文件下达”。２月２５日，毛泽东审阅周恩来的报告并批示：“周总理：（一）同意你的意见及政务院决定；（二）请将你这封信抄寄邓子恢同志。”
２月底，李葆华同苏联水利专家布可夫一道去武汉，然后又亲往荆江分洪地区视察，调查掌握具体情况。李葆华去武汉后，周恩来不断与李进行电话联系。在李葆华汇报情况的基础上，周恩来对原来起草的《政务院关于荆江分洪工程的决定》初稿进行了部分修改。另一方面加紧进行物资、人力的准备工作。３月７日，周恩来在给邓子恢的电报中说：“抢修南岸蓄洪区堤及两个闸所需器材，除中南可自行解决者外，尚缺何项物资须由中央调拨，望即作出详细计划，径电中财委请拨。如人力及其他尚有困难，亦请电告。”
３月２９日，周恩来写信给毛泽东并刘少奇、朱德、陈云：“送上一九五二年水利工作决定及荆江分洪工程的规定两个文件，请审阅批准，以便公布。关于荆江分洪工程，经李葆华与顾问布可夫去武汉开会后，又亲往沙市分洪地区视察，他们均认为分洪工程如成，对湖南滨湖地区毫无危险，且可减少水害。工程本身关键在两个闸（节制闸与进洪闸），据布可夫设计，六月中可以完成。中南决定努力保证完成。我经过与李葆华电话商酌并转商得邓子恢同志同意，同时又与傅作义面商，决定分洪工程规定修改如现稿。这样可以完全解除湖南方面的顾虑，因工程不完成决不分洪，完成后是否分洪，还要看洪水情况并须得政务院批准。至北岸分洪的根治办法及程颂云（程潜）所提意见，当继续研究。”《周恩来经济文选》第１０７页。这封信字里行间充满了周恩来对荆江分洪工程的积极、慎重、认真、负责的精神。他在筹划过程中所付出的大量心血，也可从中略知一二。
３月３１日，公布了《政务院关于荆江分洪工程的决定》。４月５日，荆江分洪工程全面开工。５月２４日，水利部长傅作义代表中央到荆江分洪工程工地慰问，授予绣有毛泽东、周恩来亲笔题词的两面锦旗，毛泽东的题词是：“为广大人民的利益，争取荆江分洪工程的胜利！”周恩来的题词是：“要使江湖都对人民有利。”毛、周题词表达了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与江湖两利、南北两利的整体观。这不仅对指导兴修荆江分洪工程，而且对指导新中国的水利建设以至整个经济建设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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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修荆江分洪工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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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江分洪第一期工程于１９５２年６月２０日完工，接着，又进行了第二期工程。
荆江分洪工程是长江上修建的第一个大型水利工程。１９５４年长江大水，先后三次运用荆江分洪工程，分泄了１万流量，使沙市水位下降近１米，保住了荆江大堤，减缓了武汉洪水的上涨速度。１９５５年３月，毛泽东题词祝贺：“庆贺武汉人民战胜了１９５４年的洪水，还要准备战胜今后可能发生的同样严重的洪水。”这一题词，包含着对荆江分洪工程蓄纳超额洪水作用的肯定，也寄托着对将来长江治本工程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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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勘三峡坝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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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４年长江大水，通过运用荆江分洪工程减缓了灾情，但仍有耕地４７５５万亩受淹，受灾人口达１８８０万人，死亡３３０００多人，京广铁路不能正常运行达百日之久。周恩来说：“讲起一九五四年长江洪水，大家总有点谈虎色变，总是希望快一点进行长江的根治。”另一方面，周恩来号召：“为充分利用五亿四千万瓩的水力资源和建设长江三峡水利枢纽的远大目标而奋斗。”周恩来把三峡工程看成长江防洪与水电建设的重点工程。“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毛泽东则以诗的形式肯定了治理、开发长江的战略重点在三峡。
１９５８年２月２６日至３月５日，为研究治理长江规划、察勘与选择三峡工程坝址，周恩来偕同李富春、李先念带领国务院有关部门和有关省的负责人以及中苏专家、工程技术人员１００余人，从武汉溯江而上，进行实地考察。这是一次规模大、时间长、影响深远的实地考察。
２月２６日，周恩来、李富春、李先念等从北京坐火车到达汉口大智门车站。晚上，他们登上江峡号客轮，开始西上。
２月２７日，周恩来在船上主持讨论了汉江流域规划和丹江口工程。
２月２８日上午，周恩来冒着鹅毛大雪，视察荆江大堤，在堤上认真听取了林一山等关于“万里长江，险在荆江”的现场介绍。他赞成林一山等人的看法：只有修建三峡大坝，迎头拦蓄调节汛期上游来的洪水（占中游洪水来量的７０％），才能从根本上防止洪水可能产生的大灾难。他又指出，在三峡大坝没有修建之前，必须重视加高培厚江堤和分洪工程等治标工作；有了三峡大坝，也还要修堤防汛。下午，周恩来到沙市同荆江地委负责人座谈治理荆江和加固荆江大堤问题。在沙市逗留约１小时后，复乘江峡轮西上。
３月１日上午，周恩来率队考察了萨凡奇提出的南津关坝址。他踏着青石板路，攀上南津关制高点，观看了三游洞和地质工作者打的斜钻孔，了解了溶洞情况。下午，周恩来率队考察了三斗坪坝址。他在中堡岛一个土台上摊开设计图纸，听取李镇南总工程师汇报三峡枢纽布置及施工方案，实地对照研究了工程设计方案。在了解地质勘测工作，观看地质钻探岩蕊时，周恩来还取了一截花岗岩蕊准备带到北京。
３月２日上午，周恩来在船上主持开会，苏联专家组长德米特利也夫斯基汇报了三峡水利枢纽建设的技术、造价、工程期限问题；对南津关和三斗坪两个坝址的优劣作了客观的分析、比较；认为建设三峡大坝的综合效益是肯定的，技术上是有把握的。下午，周恩来和大家一起游览了巫峡。
３月３日，周恩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