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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外交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促进与发展中外经济交流。
新中国成立前夕，周恩来就提出开展国际贸易和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欢迎各国与我建立通商关系。1949年4月17日，周恩来说：“我们愿意和一切以平等待我之国家合作。”“经济上，有买卖就做，国际贸易要开展，这是于双方都有利的。”《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22、 324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周恩来多次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欢迎外国与我通商的电报。1948年3月31日，就英国政府愿与解放区建立通商关系事，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央工委电：建立通商关系，对双方都有利。对通商的具体问题，如物资种类，通航路线，外交手续等可继续进行试探。1948年9月25日，就同英国商谈贸易事，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方方、乔冠华、钱之光电：赞成与英国进行商业来往，若对方确有通商诚意，可考虑约其进入华北解放区与华北政府直接商谈。1949年6月2日，就对日贸易问题，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北局电：“在双方有利而平等的条件下，我们不需要拒绝对日直接贸易，而应欢迎日船日商到中国口岸来通商。”1949年8月10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刘少奇、王稼祥（二人时在苏联）电：“东欧各国，均与我们有通商要求”，望转告“我们欢迎他们派代表来北平商谈通商及其他一切有关事宜。”参见《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768、 789、 829、 83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不仅从“你有这，他有那”的普遍性，分析了我国对外经济交流的客观必然性，而且从我国经济、技术落后的特殊性，分析了我国发展对外经济交流的紧迫性。
但是，美国政府在其扶植的蒋介石政权被中国人民推翻之后，就采取了对中国“门户封锁”的政策。美国操纵的“巴黎统筹委员会”对中国禁运的项目达500余种。
为打破美国的封锁禁运，周恩来通过外交活动，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努力。
1950年1月、1952年8月、1953年3月，周恩来三次赴莫斯科，寻求苏联帮助。1950年1月10日，周恩来乘火车离北京，经过10天的长途旅行后抵达莫斯科。此后，他陪同毛泽东在莫斯科逗留了一个月，参加中苏会谈，不仅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而且就中苏经济技术交流交换了意见，签署了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签字仪式上，周恩来说，这些条约和协定，将使中国人民感到自己是不孤立的，将有助于中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1952年8月17日至9月22日，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在莫斯科向斯大林介绍了中国国内的经济现状及今后五年建设的方针，并在此基础上阐明了中国希望苏联援助的内容。1953年3月8日，周恩来赴莫斯科主要是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吊唁斯大林逝世。但他兼顾了当时正在商谈中的苏联援助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的有关问题。在周恩来三次莫斯科之行的基础上，先后达成了苏联援建中国156项工程的协议。周恩来对156项工程，从项目的确定到来货、安装、生产都亲自过问。这156项工程建成后奠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
除苏联、东欧国家之外，积极发展同民族独立国家的经济贸易往来，设法同西方国家建立经济贸易关系。在周恩来指导下，1952年9、10月间，我国同锡兰（现斯里兰卡）签订了用大米换橡胶的长期贸易协定，使我国获得了急需的橡胶。在周恩来具体过问下，1952年6月签订了第一个中日民间贸易协议，1953年9月第二次签订了中日贸易协议，1955年5月第三次签订中日民间贸易协定，开辟了中日贸易通道。在周恩来领导下，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实现了中国贸易代表团首次访问英国。日内瓦会议前后，周恩来抓住时机，邀请和帮助一大批留在国外的爱国的专家学者，冲破美国的阻挠，辗转回到祖国。后来，他们为我国建立科学研究基础，突破核能、航天等技术，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另外，周恩来十分重视发挥香港自由港的作用，把香港作为对外经济交流的基地。
香港在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以后，成了英国的租借地、国际性的自由港。1957年4月28日，周恩来说：“我们不是要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吗？香港应该化为经济上对我们有用的港口。”为什么香港可以成为经济上对我们有用的港口？其一，“香港是自由港，原料来得容易，联系的范围很广，购置设备可以分期付款，成本低，有市场，技术人才容易训练出来”。其二，香港与大陆相连，95％以上的人口是华人，“香港可作为我们同国外进行经济联系的基地，可以通过它吸收外资，争取外汇”。还可以通过它了解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技术状况，扩大与发展中外经济交流。怎样使香港成为我们对外经济交流的基地？归根到底是要掌握好政策，发挥香港企业家的作用。周恩来说：“我们不能把香港看成内地。对香港的政策同对内地是不一样的，如果照抄，结果一定搞不好。”“香港要完全按资本主义制度办事，才能存在和发展，这对我们是有利的。”《周恩来经济文选》第352—354页。在美国封锁禁运期间，由于我们对香港采取了正确而又灵活的政策，使香港在扩大中外进出口贸易、发展中外经济交流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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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封锁禁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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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初，周恩来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及时地把对外贸易的重点和引进技术的对象转移到西方国家。他在二届人大四次会议上说，苏联撕毁合同，撤退专家以后，我们在设备器材方面不能再从苏联和东欧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进口了，而不能不转到国际市场上，这就需要在外贸工作上展开一个新的局面。尽管美国继续孤立和封锁我国，但在周恩来负责下，我国从1962年到1966年同西方国家谈判成交签约的大小成套设备项目达20余项，合同金额约3亿美元，引进了一批急需的石油、化工、冶金、电子和精密机械等技术和设备。
70年代初，周恩来根据我国国际环境的变化和外交关系的发展，提出“外交发展了，外贸也要发展”。他取得毛泽东的同意，排除“四人帮”的干扰，批准了43亿美元的引进方案，即从西方国家进口13套大化肥、4套大乙烯和1套1。7米轧机等重大成套设备。此外，他还批准从英国引进了斯贝飞机发动机制造技术，从美国引进了我国急需的两个卫星地面接收站，飞机惯性导航设备等等。这些引进，不仅对当时我国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提高起了积极作用，而且对尔后我国对外开放条件下的大规模引进建立了基础和提供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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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及彼、一举多得（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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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国务之繁忙、兼职之多，是国人都知道的。
周恩来办事之迅速、工作效率之高，也是出了名的。
周恩来没有三头六臂，不可能在同一时间不同地点干几件不同的工作。然而，他善于“弹钢琴”，一会儿经济、一会儿外交、一会儿文教、一会儿军事忙而不乱，井然有序。他还善于由此及彼、一举多得。
在陪同外宾访问中，他总是尽可能地兼顾经济工作。
周恩来曾五上梅家坞，在那里调查研究并指导当地合作社的农副业生产。周恩来逝世后，梅家坞人自发集资举办了周恩来总理纪念室，以永远纪念这位亲临农副业生产第一线的人民的好总理。尽管周恩来或是陪同伏罗希洛夫主席，或是陪同西哈努克亲王，或是陪同班达拉奈克夫人等重要外宾访问才成行的，但梅家坞人永远不能忘的是周总理询问他们的生产与生活情况，关心他们的家常事。
周恩来曾三上大寨，在那里调查、总结大寨的经验，关心着农业学大寨中大寨自身的发展与成长。大寨人熟悉周恩来的声音容貌，虎头山留下了周恩来沉稳的脚印。这三次大寨之行，周恩来是分别陪同阿尔巴尼亚科列加副主席、越南范文同总理、墨西哥埃切维里亚总统来的。每次来大寨，把外宾安排好后，周恩来总要抽空跑几家窑洞，访几户社员。周恩来第一次上大寨，看见大寨山上没有树，田地不能旱涝保收，就对大寨的干部说：“大寨山上要栽树，控制水土流失，调节气候”；“要兴修水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