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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共认为陈克是阴谋家兼投机份子，陈克不生气，他只是觉得德国共产党纯盘就是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的典型案例。德国掌权的是有产阶级，德共混在议会里面想通过搞议会斗争取得政权本来就很可笑。德国国防军根本不支持德共，德共手中根本没有有组织的武装力量，还自作清高的装模作样。怪不得历史上德国共产党被纳粹党给铲除掉了。一个小小的国会纵火案就能搞掉德共。
至于德共居然拒绝反犹，这是最不可思议的一件事。反犹在欧洲可是政治正确性的表现。不反犹太民族是可以的，但是在德国好歹也公开指责公开反对犹太投机商人的恶行。德共以为自己是耶稣么？说了共产主义的道理，就能在海面上行走？还是能展现五鱼二饼的神迹？没有实现这些神迹的能力，那就老老实实说些人民能听懂的话。
上有有产者与帝国主义国家反共产的共识，作为德国中坚力量的国防军又根本不待见德国共产党，好不容易遇到大萧条，德共不说千方百计的去扩大自己在人民中的影响，切切实实的给人民做些事情。同时积攒德国共产党手中的军事力量。
抛弃了这些办法，而去走议会斗争道路，德共真的是相信历史唯物主义么？这是陈克的疑惑。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陈克也没办法了。如果德共属于可以救药的范畴，中国是可以在后面真正帮一把的。德共烂泥扶不上墙，人民党也不可能在这注定失败的方向上投资。人民党情报机构只能很遗憾的把德共也当作失败案例来对待。也就是说，详细记录纳粹党的兴起，以及德共的失败。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案例。
除了这些事情之外，陈克整个1931年只干了一件事，就是建立国家实验室与生产之间的科技体制。作为铁路子弟，陈克对高铁的发展有不少比较多的了解。甚至可以说，中国生产与科技创新的扛鼎之作，就是高铁的发展。中国引进的不仅仅是大量技术，更重要的是引进了欧美先进的科研机制。
在高铁研发过程中，外国技术作用有限，甚至可以说很有限。关键的是这套机制，哪怕是一个螺丝钉出了问题，都要送到实验室进行研究。研究的方向可不是仅仅限于怎么样能不出问题，而是首先研究出来为什么会出事，用一个简单的比喻就是“十万个为什么”。
是材质问题？是气温问题？科学上没有偶然，只有根据规律的必然。这就需要海量的实验来完成。要研究的不仅仅是发生的一个小问题，而是与之相关的各种规律。
例如北方寒冷气温下的膨胀率，这需要的可不是以度为单位的实验，而是以十分之一度为单位的实验。各种金属配比也不是以1％为单位，而是要以0。01％为单位。光为了能够精确控制这些材料里面的配比，就是一场材料学的革命。
这些基础研究没有任何捷径可走，就是不断的钻研，实验。人民党的工业薄荷醇生产独步天下，这是陈克在大学时期，一次日本人来他们学校作报告。两位日本教授的报告没什么特别的。一位专门搞薄荷醇生产的教授从举止上倒更像是中国人，他讲述了自己搞催化剂的问题。这位日本教授实验了几百上千次，全部失败。最后从一位朋友那里弄到了刚生产出来的一种新催化剂，含量以毫克计算。就解决了工业催化剂转换手形碳问题。
科学的必然性是化学反应的必然性，找到这些必然性，只能靠严谨的科学态度，靠了大量的钱财、人员、实验、数据归纳总结来一点点的积累。
这是谁都迈不过去的门槛。
1932年3月，陈克才算是初步离开了这方面的工作，该讲的、该说的，陈克都办了。从毛主席那里学来的“科技反权威，反垄断”思路，陈克也尽力推行了。实践面前人人平等，只要是一个团队里面，不分资历，不分年龄，人人都该有发言权。
当然，反权威不等于是想方设法干掉权威自己去当权威，然后利用自己的权威打压其他人，这还是封建那套。与以往一样，陈克在科学界也做了“反封建”“反平均主义”等等看似矛盾，却根本不矛盾的诸多发言。
陈克强忍住，才没有宣传中庸之道。绝大多数读中庸的人，根本就没理解中庸到底在说什么。而且生产力发展到现在的工业化时代，中庸也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工业时代的一切社会行为乃至个人行为，都要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这种观念恰恰是最难建立。
莫道前路无知己58战时路线（十）
1932年，大萧条已经发展到高潮。那是全世界劳动者梦魇一般的回忆。欧美经济衰退已经达到了顶峰，美国1370万人失业，德国560万人失业，英国280万人失业。据估计1929年美国整个工业的开工率只达到80％，投资额（用1958年美元计算）从1929年的四百零四亿美元降为1930年的二百七十四亿美元，进而减少到1932年的四十七亿美元。
德国更惨，背负着凡尔赛体系的沉重债务压力，法国经济危机之下疯狂向德国逼债。魏玛政府不得已只能用大印钞票通货膨胀的方式偿还债务，导致了马克以可怕的速度贬值。当时德国的货币面值已经达到200亿，买一个鸡蛋的价值相当于过去买3000万个，描写当时惨状的电影《难道生活不美好么？》描述了这样一个画面：一个人忘了一篮子的钱在街上，钱被倒在地上，篮子被拿走了。马克已经变成了废纸，德国人民失业率早就超过了50％。
粮食出现了世界性的低价，凡是资本主义工业国，农业几乎全部面临着破产的窘境。
在全世界哀鸿遍野的时候，只有两个国家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局面。那就是苏联与中国。
苏联的那套子计划经济根本不存在任何失业的问题，强大的计划官僚体系采取了扭曲供需，强制分配的生产模式。国家安排了人民包括衣食住行在内的所有消费。只要这个体系不倒，就没有经济危机这码事。
中国的情况更加值得玩味，固定的粮价，稳定的货币，大量的基础建设投资。与世界投资相比，中国的大量投资极具“前瞻性”。根据统计，从1926年开始，中国用在科技研发以及教育上的资金超过工农业生产总值的15％。贸易平衡政策保护着中国的经济疆域，中国再也不用向一战的时候，向美国提供黄金，只用存在中国本国的黄金作为抵押，美国与英国就肯向中国提供信用贷款，以供中国采购美国与英国的商品。
在西太平洋经济圈中，中国经济稳定货币稳定，供需稳定。人民币作为西太平洋经济圈重要的结算货币，依托中国庞大的经济体，呈现出超级稳定的姿态。西太平洋只要能够纳入中国的经济圈，参与到中国经济循环的体系里面，就可以依靠中国市场得到稳定的生活。大到轮船小到针线，中国都能生产。中国这个市场大量进口原材料以及高技术产品。如果某些商品价格真心低到不像话，中国甚至也会进口。当然，前提是肯用人民币结算。短短几年之内，人民币的信用就已经树立起来。
这些都依赖中国的银行服务业的发展，中国几大商业银行在东南亚很多城市都建立起自己的海外分银行，实施异地汇款结算业务。出门做生意，不可能肩挑成捆成捆的钞票，越洋过海做买卖更是如此。例如某人在马尼拉的中国建设银行马尼拉分行里面存进去了100万人民币，然后跑道中国广州的中国建设银行分行提取这100万人民币，那么最简单的就是得广州的分行要联系马尼拉分行，确定有没有这码事。而且还要确定取款人携带的存单、提款单等等的可靠性。还要确定这厮是否属于诈骗团伙，有没有在其他分行取了钱之后，利用时间差又跑到中国广州分行再取一次钱。
如果只有三五单业务，那么银行的专用电报通讯还顶得住，但是往来的数据量越大，这其中的时间需要的就越久。而且很多业务数额不大，就那么几十块钱的存取，发电报的优先率是排在最后的。银行一直是电脑网络最大的客户之一，也是安全性要求最高的客户。这不是没原因的。
在1930年代，好歹无线电报已经通行世界，如果是更早的时间里面，没有电报，就要出现所谓“背书”这码事，就是说一些异国支付的取款单，背上有大银行的信用保证。如果这单子是诈骗单子，大银行就得把这个有“背书”的单子给承担起来。这也是欧美现代信用制度的起源之一。外国对“签名”极为重视，因为签字之后就得承担起责任来。
人民党与苏联最大的不同就在于，非常